大理国翰林制度探析

大理国时期,也仿照唐朝和宋朝,设置了翰林学士院之类的机构,其属员有翰林学士和翰林郎等。大理国的翰林制度与宋朝基本上一样,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其任职者也是通过科举选拔,为皇帝草制诏、备顾问的文学优长之士,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宋挥玉斧"之下的一个惨痛案例——大理国白氏碑与苏洵散文《张益州画像记》考释

1972年出土的宋代大理国《故大师白氏碑铭并序》碑刻所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堂属后裔,随从侬智高流寓大理的史实,与苏洵的散文《张益州画像记》相互考释,证实苏洵歌颂张方平“平谣安民”的背后原因是大理国杀侬智高并“函其首归献”宋朝的真相。大理国的此举是“宋挥玉斧”下,愿以行动表示向宋朝臣服的一个惨痛案例。本文论述了《故大师白氏碑铭并序》的重要价值,亦为苏洵《张益州画像记》的解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     

试论宋朝对大理国的人性假定

虽然宋朝与大理国之间未发生过战争,但宋朝还是对大理国作出了富于军事攻击性的人性假定。这种假定体现在一些边吏的话语中,也体现在宋朝通过密切与大理国周边民族或民族政权的关系而建立起来的防御大理国的西南防御体系中。宋朝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假定,一个原因是宋朝认为大理国就是南诏国的继续,而南诏国具有很强的军事攻击性;另一个原因是宋朝当时受到富于军事攻击性的契丹、党项等少数民族严重的威胁。虽然宋朝的假定与具体事实不符,但还是取得了好的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南诏大理国绘画比较研究——以《南诏图传》与《张胜温画梵像》为例

南诏大理国史料传世不多,对于治史者而言,文献无所征是相当棘手问题。幸而南诏大理国建寺造像甚多,图像写史的内客相当丰富,其中2部宗教绘画手卷流传至今,一是《南诏图传》,二是大理国《张胜温画梵像》。前者描摹诸佛、菩萨、梵天和国主法相,是以静态图像为中心的对称式组合;后者则更侧重于叙述故事——以连贯情节与动态场景来铺叙观音七化与南诏开国的历史,也就是东南亚南天密教观音佛王信仰传入南诏,并逐渐为王室所信奉的过程。2部画卷曾引起了海峡两岸学者们的重点研究,对深入探索南诏大理国民族宗教文化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汉白语言融合初探——兼谈白族学生学习汉语的条件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战国时期,楚国大将庄跷就率兵进入滇池地区建立滇国,继后秦始皇开“五尺道”,打通了内地与西南地区的道路,西汉武帝又在云南设置郡县派官吏治守,隋唐时统治者又继续设立州县,扩大统治。 公元八世纪初到十三世纪初这个时期,云南相继出现于两个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南诏国和大理国。时间基本与中原的唐朝和宋朝相始终。这两个政权基本上是今天白族的先民白蛮建立的,它们分别臣属于唐宋。南诏王皮逻阁和大理国主段思平都曾被唐王朝和宋王朝封为“云南王”和“云南八国都王”、“云南节度”。在南诏和大理国统治的五百多年间,云南和中原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元朝郭松年在他的《大理行记》中就写道“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及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遗风焉。”元以后,云南设立了行省、正式划入中国版图。历史雄辨地证明: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云南的局部和祖国的全局,从来就是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下面仅从语言方面来论述这种紧密联系。     

20世纪以来大理国张胜温画《梵像卷》研究综述

张胜温画《梵像卷》是世界佛教艺术的瑰宝,是南诏大理国史研究的重要史料。20世纪以来,张胜温画《梵像卷》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研究成果颇多。在全面收集整理20世纪以来国内外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梵像卷》研究现状、形成的共识、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方面进行述评,对深入研究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曜教授的贺辞

《大理丛书》首发式领导组:值兹《大理丛书·金石篇》举行首发式之际,谨向全体编辑人员和各位顾问致以诚挚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在尹俊同志及中共大理州委、州人民政府各位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在费孝通、季羡林、任继愈、王希季等关心大理文化的知名人士的赞助下,经过全体编辑人员的积极努力,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大理丛书·金石篇》,今天正式与读者见面了。以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地区是云南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剑川海门口青铜文化向东发展,形成以石寨山为代表的光辉灿烂滇文化;中原文化向西传播,形成以大小爨碑为标志的西爨文化。西来的土著文化与东来的中原文化互相撞击的结果,产生了大放异彩的南诏大理国文化。以上各种文化之间不仅有纵向传承与横向传播的关系,而且始终构成云南三千年     

民国十四年云南大理震灾补正

针对邓拓先生《中国救荒史》及民国报刊关于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云南大理地震灾情不确记载与报道,根据《民国十四年三月云南大理凤仪等属震灾报告》《云南大理凤仪等属地震区域图说》《云南地震考》和《民国十四年四月云南三迤各县荒灾报告》等一手资料,对1925年3月16日云南大理强烈地震的次数、灾区范围、死伤人数等予以补正,提醒后学注意经典著作和报刊中可能存在的作者自身难以控制的错误。     

侬智高失败后壮族和侬氏逃难与东南亚民族异化的关系

侬智高反宋失败后,朝廷下令诛灭侬族和屠杀广西人民,迫使大批壮族跟随侬智高逃入大理国,邕州又派员到大理国勾结购智高,大理王为了沟通宋朝而查处侬氏,侬智高才率领侬氏族人逃到老挝和泰国。由于逃难的壮族杂居于异族异国之中,其后裔就异化为异族异国之民。至今他们仍视侬智高为带领始祖逃难的英雄来崇敬。     

卷首语

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大理师专学报》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由内部刊物转为正式刊物公开出版发行了。 《大理师专学报》创刊于1980年,以师范性、地方性、学术性为特色,走过了19年的内部刊物历程。由于各位新老编者、作者辛勤耕耘,历届校领导和广大读者扶持关爱,使之在社会各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取     

大理国科举制度钩沉

大理国时期,儒家学说在境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诵读儒学经典已蔚然成风,文学创作繁荣,已有个人作品专集出现。大理国也实行开科取士制度,其科举制度既有与内地相同之处,又具有其自身的特色。儒释道三教合一,是大理国科举制度的一个特点。     

剑川石窟年代新论

剑川石窟在内容上分为南诏国王造像与佛教造像两类;结构上既有巨像深窟,也有浅刻浮雕、线雕;工艺上有精雕细制,也有粗制滥造;雕刻时间有南诏时期,也有大理时期;有的有题记,有的无题记。剑川石窟主体应完成于南诏中后期,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大理国时期。石窟的精华部分为南诏王室所造,其余为大理王室及南诏、大理时期的善男信女个人捐造。石窟中有南诏王形象的三窟是南诏王族乌蛮民族祖先崇拜的遗迹,而非本主。南诏王室所造的石窟精华部分应为技艺成熟的四川工匠所为,而非本地的白族工匠。     

《石门铭》研究二题

以《石门铭》首一"此"字未损作为断定明拓本的依据由来已久,问题是"此"字清初坼裂脱落,证据不足。又《石门铭》拓本"此"字作伪甚烈,虽多易辨真伪,却难保万一。《石门铭》在民国初年以前精拓难得,主要是由于交通、环境、所用材料、拓工等因素所致。关于《石门铭》的书者与刻工,该摩崖刻石正文之后的款文中有:"梁秦典签太原郡王远书,石师河南郡洛阳县武阿仁凿字。"除此之外,二人的生平事迹,尚未发现其他史料。     

南诏大理国史料人名和地名索引编制刍议

阐述了南诏大理国史料索引编制的必要性,介绍了南诏大理国史料的构成及南诏大理国史料人名、地名索引的编制方法。     

南诏大理国史料收集浅谈

由于明代早期文献遭到破坏,致使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史料留存较少,现存史料分散记载于各类典籍之中,这不利于南诏大理国史的研究。对南诏大理国的史料进行了概述,介绍了其来源,并论述了南诏大理国史料收集的有关问题。     

离宫、行宫辨

学者在研究历代帝王的离宫别馆的时候,对"行宫"和"离宫"两类事物的称谓应用出现混淆现象。要么同一宫室,冠名不同,有的冠名为行宫,有的却冠名为离宫;要么对两种事物的范围界定不明确,出现互相包含的现象。针对这种状况,笔者通过对两词渊源的探究和对学界对这方面已有的成果的分析,认为离宫和行宫是有差异的,从它们兴建的目的、用途、规模、以及分布特点可以对两者进行区分。     

元世祖忽必烈灭大理国史事考

公元1253年12月13日，忽必烈攻下大理城，没有屠城，当地白族名家大姓有的投诚，有的激烈反抗。1254年春天，兀良合台攻下了善阐，俘虏了大理国主段兴智，大理国亡。蒙元王朝重用大理国段氏，段氏效忠于蒙元政权。参与并支持其灭南宋的战争，取得了胜利。蒙古军队万里出师，出奇制胜，采取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率精兵骁将远出西南叩击南宋王朝之背，史家对忽必烈平大理国的用兵有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