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本雅明"机械复制"理论中的隐形比较

本雅明是一位渗透着强烈现代精神的美学家和文艺学家,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他充分论证了著名的“机械复制”理论,但并没有对这一理论所关涉到的韵味艺术和“机械复制”艺术进行直接地比较。本文从“机械复制”理论出发,将韵味艺术和“机械复制”艺术从中剥离出来,并对其中所蕴藏的隐形比较加以放大。文章最后将探讨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所蕴涵的比较对国内文艺现象的启发。     

"文革"期间的爱因斯坦批判

“文革”期间,中国开展过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活动.作者根据有关原始资料,从政治和科学思想两个方面讨论了这一时期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情况,并对这一批判活动的性质及方法作了初步分析,认为,“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是一种政治批判和哲学批判,所用的批判方法主要是故意歪曲事实,进行诡辩,将爱因斯坦的一般言论加以政治歪曲,以哲学标准评价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认识.     

论"文革"农村小说的创作概况与创作背景

就作品篇目和作者数目的比例而言,“文革”农村小说可以说是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大的。造成这种文学样式畸形“繁荣”的原因很多,但特殊的时代生活基础,文学界持续不断的理论倡导和作者们与之相应的艺术追求,无疑是最主要的。     

略论 20 世纪中国精英文学的两次转向

20世纪中国精英文学或者说知识分子文学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一次是三四十年代，受时代及政治影响，提出了文学的大众化问题，求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大众学习，并对自身进行思想改造。一次发生在九十年代，在文学市场化商品化大潮中，大众文化以其消费性、娱乐性、可复制性等特征，对精英文学造成了巨大影响。以时代为背景，比较大众化和大众文化这两次对精英文学的“纠偏”或“补充”过程，分析精英文学受到的“外力”因素，并在审美现代性的基础上，探讨精英文学重建以及健康发展的问题，具有十分重的意义。     

“文革”时期的“极端词语”及其使用

“文革”时期，各类“极端词语”的使用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是“最”和“大”的使用。     

1920-1930年代:异域神话与社会事件——1930年代苏联"拉普"与中国"左联"兼及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种种

1920到1930年代经历的多个历史事件中,苏俄“拉普”的介入恰恰为鲁迅思想的成熟提供了一种机缘,使其在文学和革命、革命和政治、文学和政治的认识上带有某种思想上的“反常识性”。就鲁迅思想主体而言,苏俄文艺观及其本土化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文学的意识形态神话。     

“文革叙事”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文革文学研究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一直是一个空白,但是文革叙事的影响却一直延伸到新时期以后的当代文学创作。本文从“文革叙事”入手,针对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浮躁与缺乏历史感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与阐述。本文从“文革情结”分析到“文革叙事”的发展过程,重点从“文革叙事”辐射到当代叙事文学特色,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之痛进行了简单梳理。     

卫新成教授谈"文革"中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工作

通过就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工作对卫新成教授所做的访谈 ,展示了一项具体的科研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浪中的运行过程 :它在“文革”前夕上马 ,随即因“文革”开始而告停。然后 ,随着中央领导对胰岛素合成工作的表态 ,它又得以重新上马 ,但暴烈的政治运动和武斗仍令其很快即濒临覆灭。中央打过来的强心剂再次挽救了它 ,可随即国外竞争对手的成功又令相关研究集体几乎解体。由于部分研究人员对科学的执著追求 ,再加上当时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命令 ,这项工作终于延续了下来 ,并最终获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党管干部"与"民选干部"的统一

“党管干部”是具体的组织原则,而“民选干部”是根本的政治原则,“党管干部”是在“民选干部”的基础上规范运作和发挥作用的;为了防止少数人借“民主”之机行“极端民主化”之实,“党管干部”不但不应削弱,相反还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但党管干部的具体方式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文革叙事"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文革文学研究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一直是一个空白,但是文革叙事的影响却一直延伸到新时期以后的当代文学创作.本文从"文革叙事"入手,针对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浮躁与缺乏历史感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与阐述.本文从"文革情结"分析到"文革叙事"的发展过程,重点从"文革叙事"辐射到当代叙事文学特色,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之痛进行了简单梳理.     

两种合理性的冲突--胡风和"讲话派"文学批评标准比较

"讲话派"批评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胡风则有三方面的标准:启蒙的标准;救亡的标准,胡风把它统一到启蒙要求中;美学的标准,相当于艺术标准,但他视其为文学必不可少的基点而非第二位的.救亡压倒启蒙,政治压倒文学是胡风和"讲话派"冲突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这是两种合理性之间的冲突.     

试论党的“三讲”教育的特点及其理论意义

“三讲”教育提出的客观必然性是在国际国内新环境中,新形势新任务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素质所提出的新要求与党政领导干部的素质不能适应或不完全适应这种新要求。“三讲”教育的实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形式来解决新时期党内的思想矛盾,即“三讲”与“三不讲”的矛盾,以便使党能够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党内“三讲”与“三不讲”的思想矛盾的产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所开展的“三讲”教育的环境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三讲”教育的目标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所遵循的原则、所采用的形式和方法具有创新性。“三讲”教育是对党建史上成功历史经验的创造性借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内矛盾和党内思想教育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党在领导干部中的“三讲”教育对于新时期加强全党的建设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     

从“无兵的文化”到“竞逐富强”

一个民族的兴盛与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和决心有关,也与一个能够发挥市场优势的制度安排有关。因此,在一个以竞逐富强(thepursuitofpower)为原则而发展起来的现代世界中,中华民族在进行经济与政治制度变革的同时,必须改变自己文化上无兵的传统。     

试论如何实践“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借鉴老庄“民本”思想引发的思考

老庄哲学中表达了极其深刻的“民本”思想,认为被统治的庶人是立国兴邦的关键所在。民本思想在社会主义中国有了崭新的内涵,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中的第三个代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具有崭新内涵的民本思想的具体化,借鉴老庄“民本”思想,要实践“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做到重视民意,体察民心向背,必须做到立党为公,执党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做到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走共同富裕之路。     

关于李贽的“童心说”与华兹华斯命题的研究

中国明朝著名的思想家、评论家李贽的"童心说"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的命题产生于不同的年代和完全迥异的文化背景中。把上述理论和命题置于同一研究视野中,从文学上一贯争论的真与假、情与理、今与古和自然与雕琢四个方面来对其进行论证、分析,可以再次证明文学的本性、共性和超历史性,以及发现其对今天的文学、艺术和社会的启发和意义。     

"父"与"权":中国文化传统中"孝道"与"皇权"的纠结

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共同体之建立与宗教、理性之诞生相伴而生,而这与“皇权”与“孝道”相应,皆与“血缘性的纵贯轴”密切相关。顺着历史与哲学两层面而展开分析,周公之制礼作乐代表由部落王权走向普遍王权,隐含一王权的虚化与孝道之落实。就政治文化史、思想观念史而言,此即是由“帝之令”转而为“天之命”,是由畏惧生仁敬,由威权转道德,血缘性纵贯轴亦由此得以确立。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原先的政治理想──王权虚化、孝道落实,并未真正成功。随着帝皇专制、绝对皇权的建立,孝道亦因之而被异化了,因而专制性的纵贯轴与血缘性纵贯轴极奇诡地合为一体。然而,时至今日现代化的发展,孝道已逐渐由血缘性纵贯的专制皇权中解放开来,走向人际性的互动轴,孝道也有着崭新的可能。     

“赵树理的方向”与“赵树理方向”辨析

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赵树理的方向”。认为“赵树理方向”与“赵树理的方向”不是同一个概念。“赵树理方向”的内涵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政治功利的实用立场,以新文艺为基础,以民间旧形式作为“补充”的文艺形态。“赵树理的方向”的内涵主要包括：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农民利益立场,以民间文化为本位,融合其他资源开创出的一种崭新的“现代文学”。     

足球射门中“高球”的力学分析

本文从力学角度分析足球运动中经常出现“高球”的原因,并计算了避免出现“高球”的临界角度从而为足球训练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文学》本《北山移文》疑字举隅

《北山移文》是一篇流传较广的南朝骈文,见诸多种栽籍,但四川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本录文却与其它几种常见版本有不同处。择其中几处异文追本溯源,以探讨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