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廷华《仪礼》学研究浅析

在康、乾时期"兼采汉宋"学风的礼学思潮下,吴廷华顺应和张扬这一治学风尚,其研治《仪礼》在以郑玄注和贾公彦《仪礼注疏》之说为主的基础上,又广泛吸纳往哲时贤的训释成说,从辨明诠释是非入手,结合自身的诠释思考与理念,形成新的训释结论,广综博取特性鲜明。《仪礼章句》体例划一,着眼于简明疏解《仪礼》本经,在离章析句、校勘、释音、仪制训解等方面,皆形成了自身的诠释特色,为乾隆前期《仪礼》学的传播,发挥了其他著作难以替代的"学礼者阶梯"作用。     

试论张尔岐的《仪礼》诠释特色及其成就

在清初礼学的复兴运动中,张尔岐所著《仪礼郑注句读》在对《仪礼》的整体把握乃至局部礼仪的研究、治礼方法的探索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独到认知和特色,创见良多。将张尔岐的《仪礼》诠释置身于清初礼经诠释史的背景下进行观照,发掘万氏礼经研习的学术取向、注释体例和诠释特色,以及礼经诠释的校勘、辨伪情况,不仅有助于认知张尔岐礼经学的实际价值和贡献,更有助于重构与还原清代礼学研究的真实面貌。     

韦协梦《仪礼》研究浅析

在清代中期《仪礼》诠释史上,韦协梦《仪礼蠡测》17卷向以研究折衷众说而又不尚旁征博引、主张据《仪礼》本经推导阐发而著称,在当时的礼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通过对从《蠡测》一书具体诠释语料的剖析和解读,抽绎其间体现出来的《仪礼》诠释观、治学趣向、诠释体例、诠释方法、文献引证及诠释视角等众多方面情况,从诠释学角度发覆、审视和反思韦氏《仪礼》研究的特色与阙失,有助于促进当代学人加强韦氏《仪礼》学的深入研究,进而科学而合理地界定《蠡测》一书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     

盛世佐《仪礼》学研究浅析

在康熙、乾隆年间出现的"张扬朱学派"《仪礼》研究学者中,盛世佐以独特的《仪礼》诠释方式,引起了许多礼学名家的关注和重视,并以"博综、折衷、自得"的穷经风格,继承和发扬了其师桑调元的问学主张。盛世佐对《仪礼》的研究,既有对《仪礼》本经及《记》文认知的独到见解,也有对《仪礼》诠释史上某些重要学者重要著述的清醒认知;由于不囿于前贤成说,他的"自得"研究成果中,对《仪礼》经文及其郑《注》的文字讹误进行了纠谬校勘,并通过文字的音韵训诂和传统仪制的文献考量诸法,攻驳错误诠释,大胆求证,体现出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     

沈彤《仪礼》学研究浅析

在康、乾时期"兼采汉宋"学风的礼学思潮下,吴江沈彤顺应和张扬这一治学风尚,研治《仪礼》并不宗主汉、唐、宋、元众多学者一家之说,而是善于运用考据手段,从郑《注》、贾《疏》、敖氏《集说》等各家训释分歧捕捉入手,剖析前贤各自立说的是非得失,进而形成可信的训释见解。《仪礼小疏》著述体例并不整齐划一,加之考据中偶有"过于推求,转致疏舛"之弊,并没有淹没沈氏在《仪礼》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它开启了乾嘉时期汉学考据派学者注重小学考据的研究学风,揭开了乾嘉时期《仪礼》今古文校勘和注疏类校勘考证的先河,对之后的《仪礼》诠释与校勘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     

丁鼎《〈礼记〉解读》评介

《礼记》是我国古代一部非常重要的文化典籍，它原本是西汉时期纂辑而成的附属于”六经”之一《仪礼》的一部礼学资料汇缔陛质的书。由于其所记内容十分丰富，且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而东汉时学习、讲研的人越来越多，地位也日益上升，不仅独立成书，而且由附庸而上升为大国，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为”三礼”。     

陈奂《诗毛氏传疏》的礼学思想探析

陈奂《诗毛氏传疏》是清代《诗经》学研究的代表作,其主旨为探明《毛诗》古义,尤其擅于考证《诗》中之礼。陈奂精通礼学,在注《诗》时经常对郑玄等前儒礼说进行驳正,对《仪礼》仪节进行考证,并根据《毛诗》对先秦逸礼进行发掘。他在疏中提出了诸多礼学观点,如《诗》可以补礼之阙、春秋有变礼、礼尚养老等。其解礼的总体特点一是重视文字训诂,二是擅于以经解经。     

浦镗《仪礼注疏》校勘考论

在乾隆中期礼学昌兴运动中,嘉善学者浦镗所著《仪礼注疏正字》一书开启了《仪礼注疏》类校勘的序幕。无论是校勘对象、校勘底本的选择上,还是校勘方法、校勘范式的实践上,都具有自身的独到之处,形成了鲜明的治学特色,创见良多,但亦得失兼存。     

马融《丧服经传注》的经学意蕴

《丧服经传》是《仪礼》第十一篇。礼乐制度的根本功能在于确立君统，建立一种有差别的等级宗法社会秩序。东汉中后期，太后临朝称制、外戚和宦官专权，使得皇权陵夷、纲纪沦丧。作为东汉黑暗社会的受害者与反抗者，一代经学大师马融也通过注释《丧服经传》，曲折地表达了他试图强化宗法礼制、借以重建纲常秩序的社会变革理想。     

“射礼”源流考

《仪礼·射礼》记载了古代定期举办射箭比赛大会的情况。但长期以来,该文似未引起研究者应有的重视。其实,射礼并不只是一种纯粹的射艺,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正如《礼记·射义》所说,“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者,莫若射”。本文拟对射礼的起源、流变及其文化内涵作些考察,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是正。一射礼来源于古代的狩猎活动。在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原始社会,狩猎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尸子》载:“庖牺氏之世,天     

以礼释《易》:王安石易学思想探析

王安石易学的特点是以礼释《易》,他在《九卦论》中将礼看作是九卦的核心,认为礼是君子行之成。郑玄也曾以礼释《易》,但他侧重于用具体的礼制、礼仪解释卦爻,而王安石注重礼之精义,他认为章句传注之学忽略精义,这导致圣门之学不传、异端之学四起。王安石还认为礼是德得以体现的方式,内在德性需要通过外在之礼才能彰显。他进而论述了道与仁义礼智的关系,强调道需要通过德才能体现,德表现为人之仁义礼智,以此他反驳了将道看作是神秘实体的思潮以及韩愈以道德为虚位的观点。     

虞祭考

虞祭作为一个先秦儒家礼仪,涵盖了礼器陈设、与祭者位、设馔飨神、三献之礼、侑食辞神等具体仪式内容.虞祭在《仪礼》、《朱子家礼》及近现代关中地区丧葬礼俗中的沿革不仅在细节上反映古老的民俗信仰与文化,而且在总体上以教化的方式通过生者与死者层面实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家族模式的功能秩序与亲情伦理的和谐统一。     

论许瀚对王筠研治《说文》的贡献

作为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之所以能够在《说文》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除得益于自身勤学不辍的内在因素外,亦与师友的帮助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许瀚作为王筠友人中的杰出代表,助王筠研治《说文》近三十年,对王筠《说文》著述不但有具体的校勘订补之实,而且在治学理念、治学内容、治学方法等诸多方面多有论辩启发之功,对王筠研治《说文》产生了积极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三姐文化初论

黄遵宪在《论礼仪》一文谈及国人见面之礼俗有多种表现方式,未言及以歌为敬以歌为礼之俗。而在广西各族民间,以歌为礼之俗颇为盛行。刘三姐之所以扬名,与她以歌为礼,以歌表现人生、追求幸福的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系,显示了她的独特性。今天,站在时代的高度审视刘三姐民俗文化,对于加强改革开放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无裨益。     

李覯《礼论》中“礼”之思想考论

作为北宋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李覯之思想非常宏富,而李觏其他方面成就往往为其思想成就所掩。《礼论》虽然只有一卷,却是李覯阅读经籍之后的参悟之文。李覯《礼论》中的核心思想是＂礼＂,＂礼＂之思想也是李覯经学、理学思想的核心部分,李覯所论之＂礼＂包括了＂礼之本＂、＂礼之三支＂、＂礼之四别名＂等几个方面。李覯＂礼＂之思想在现实社会仍有一定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诗经》学误读二题

孔子论《诗》、子夏《诗序》和郑笺在诠释“风雅颂”之“颂”时,均立足于盛德;《诗序》以“美盛德之形容”释之,郑玄径释之为“容”,并将其意义界定为德行广大崇高,至于“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后代的学者愈来愈倾向于离开盛德这一基本点,把《诗序》、郑笺所说的“形容”或“容”理解为舞容,严重误解了先儒的本意,模糊了先秦至汉代《诗经》学对帝王德行的高标准、高要求,也模糊了这一时期《诗经》学的特质。“风雅颂”再加“赋比兴”被称为六义,为历代《诗经》学的核心范畴。今人在诠释赋比兴时,喜欢称引朱熹《诗集传》的说法,但往往以为朱熹把比解释为修辞学中的比喻。实际上,朱熹《诗经》学中比并非修辞层面上的比喻,而是更高一层的“作诗之法度”;被人们称为比喻的篇章,《诗集传》往往释之为赋。     

唐代的禘祫论争及其意义

前　　言所谓 ,于《周礼》为以现天子主祭 ,祭皇室累代先祖的仪式。大体上说 ,是集毁庙、未毁庙的神祖 (牌位 )于太祖 (在周为始祖后稷 )庙合祭 (合食 ) ,是集毁庙的神祖 (在周为王季以上 )于太祖庙合祭的制度。但是 ,关于其实际情形 ,正如清代经学家毛奇龄《郊社问》说的 ,“二名先儒久相争执 ,予议论间亦无非散见其大意一于端” ,考究起来很困难。这一问题 ,自古有纠纷 ,早在西汉元帝时期以来的宗庙争议中 ,就如刘歆、班彪所说“经传无明文”、“礼文缺微” ,经传已无明确记载 ,因此可为典范的历代王朝实施的情形也不统一…     

李如圭《仪礼集释》申注特色探析——李如圭礼学研究之解经学考察(二)

在宋代<仪礼>学研究史上,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是一部重要的幕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申注类释语的部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对郑<注>语词的释注方面,还是在郑<注>礼经仪文节度训释的申解补充方面,也无论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申注方面,或者是在郑<注>校勘语料及其语词的释音申注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鲜明的申注特色,在整个<仪礼>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的重要地位.     

晚清《孝经》学研究略论

有清一代之《孝经》学,在整个《孝经》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清初,士大夫治《孝经》者,或承旧绪,或开新局,或被统治者当作宣明教化的工具等等,足称者鲜。迨及乾嘉时期,汉学勃兴,士人为学者多精于名物典制的考据、训诂,群经渐有新《疏》,惟《孝经》文字明畅、言简意赅而独阙之。道咸以降的晚清社会,内外交困,民生多艰。士人不管是治汉宋学者,还是治今古文经学者大都更热衷于以学术来敷世用。因而,这一时期的学术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发展而又彼此交织的局面。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孝经》学的发展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乾嘉汉学视野下的《孝经》考据与义理之学;汉宋调和语境下的《孝经》诠释之学;今文经学思潮影响下的《孝经》阐"微"及致用之学。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观念及其"置换变形"与兰(蕙)

恩格斯关于人类有两种“生产”的论述，是中华“阴阳”观念产生的依据。先秦儒家孔孟未涉及阴阳和兰蕙，至《荀子》之言“兰”，旨在明“礼”。此前屈原视兰蕙为“君子”，其阴阳与之无直接关系。阴阳观念对于《易》学的贡献，落到了道家的身上。发端于《老子》的“道”的阴阳“气”说，经《庄子》的发挥提升以及《易传》的系统深化，遂将“天道”推及于人事，解释大千世界。“阴阳”由此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最基本的范畴和根本法则。《易传》的“阴阳合德”至汉武以后演为“阳为阴纲”，其“原型”(阴阳)的“置换变形”，可以儒家的礼制和人诗中的“兰蕙”为证。此乃以今人的立场，借古人的眼光，对“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生生”《易》理作尝试性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