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思想和行动注释言语——从李约瑟科学史思想和科学史研究看“李约瑟难题”

将“李约瑟难题”置于李约瑟科学史思想与科学史研究工作的背景下加以分析，可以认识到它的真正内涵是下述三个问题：1）什么因素是造成中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科学超越？2）什么因素促成了西方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的融合？；3）什么因素造成“融合”与“超越”之间的时间差？李约瑟着力解答了第1、第3两个问题，而忽视第2个问题，解答这一问题是“李约瑟难题”留下的重要任务。     

重审“李约瑟问题”

“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个被历史学家称作“李约瑟问题”的命题今天仍然是全世界科学史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科学”和“中国”这两个特定范畴。此文的目的不是对这一问题再添加一个或数个特解,即不讨论与此有关的种种动力因素－无论是从科学内部还是从科学外部;相反,它将对国际上有关“李约瑟问题”的近期研究提供一个广角俯瞰,着重分析这一问题的来源和的发展,指出其在世界范围内科学编史学上的作用,进而将“李约瑟问题”置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审视它的现代意义。     

影响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科学价值观

中国近代科学的发民历程，即是西方近代科学向中国移植的历程。由于这一过程遭逢中华帝国衰落和西方列强侵扰的特殊遇境，中国近代社会对科学的价值认同历经了从“夷技”到“长技”再到“科学万能主义”的渐进曲折的变化过程，并因此形成了一种别扭的二元基本架构的非理性科学价值观。这一价值体系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建设也产生了某种误导。确立一个适于现代科学和技术健康发展的科学价值观已成为“     

李约瑟难题的逻辑矛盾及科学价值

引言李约瑟 (J.Needham) 博士曾提出一道著名的难题:中国古代有杰出之科学成就,何以“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尽管李约瑟博士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尚未杀青,他本人关于这一难题的最终解答也还未面世,但国内外学术界却已是众说纷纭。早在1932年,中国大陆就专门召开了有关李氏难题的学术讨论会,会后结集出版了《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的论文集;在历届国际中国科学史的学术会议上,李氏难题也常常是议题之一;中国的《自然杂志》甚至别具一格地以李氏难题征答的活动,作为对李约瑟老博士90华诞的献礼,而李老博士本人也应约寄上了他的一篇“征答”……李氏难题     

中国近代对“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及其影响

本世纪初期随着西方近代学的传入,中国学者对许多科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些问题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众多的理论问题之中,以“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深远。本文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研究方向的影响,并试图通过这一研究,分析中国近代地学发展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     

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

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１）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解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树碑立传；（２）将其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最终目的理解成回答“中国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３）为中国的历史由外国人书写的事实感到不安。因此，要想对这位当代文艺复兴式的学者有一更清楚的认识，就必须跳出中国的圈子来审视他的思想和工作；而要想看清“世界的李约瑟”，就得对“李约瑟的世界”有所了解。 所谓“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早年来华的耶稣会士和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就已关注到中国社会与科技的“落后”问题，任鸿隽１９１５年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首开中国知识界讨论这一问题的先声，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李约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互相启发，构成他日后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一个重要动力。 受到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李约瑟成为一个“科学进步论”的坚定信奉者。他与当时在剑桥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对社会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这导致他投身反法西斯运动来到中国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其后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首任主席。但是李约瑟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从“会通以求超胜”到“西学东源”说——论明末至清中叶的科学家对中西科学关系的认识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的明清之际诞生?”人们对这个问题作过不少的探讨。本文仅从明末至清中叶(以下简称明清间)的科学家对中西科学关系的认识来分析这个问题。明清间的西方传教士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中国当时的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注意到学习和吸取先进的西方科学,提出“会通”中西科学的主张,并付诸实践。因而李约瑟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差异,它们已经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世界科学的演变》)但是,明清间中西科学的会通,没能够改变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总体格局。相反,中西科学的差距正是在这期间增大的。造成这一历     

从"百川归海"到"河岸风光"--试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

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本文从“李约瑟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如果把注意力从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转移到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上来，则可以发展社会学与文化取向的中国科学吏研究。这样的研究就不再仅仅是“科学事实”的考证，而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以宋代为例，提出了一些可以照这一思路开展的研究问题。     

论弗雷格的同一性难题

弗雷格在他的经典文章《论涵义和指称》中，提出并讨论了有关同一性的两个难题： “a=b”与“a=a”这两种形式的同一语句何以会有不同的认识价值?(我称此难题为“同一语句难题”。)...     

劳埃德的“新科学史观”及其启示

英国著名学者劳埃德（Geoffrey Lloyd)教授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首届“竺可桢科学史讲席”上进行了系列讲演，通过对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科学史的比较研究，阐述了他的“新科学史观”。本文试图解读他的这一新史观，进而阐发对思考“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及“李约瑟难题”等相关问题的启示。     

近代中外科学合作中的权与利——西北科学考查团再认识

1927年组成的西北科学考查团作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外联合科考活动，在近代科学史特别是中外科学交流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中外双方谈判“十九条”合作协议的背后，不仅包含着科学无国界与科学家有祖国的理与利矛盾，交织着如何借中外合作以推进中国科学进步同时又无损国家主权的利与权难题，也充满着富有戏剧性的冲突与博弈。透过对戏剧性谈判过程的回顾与解读，辨析了近代中外科学合作中的矛盾与利益，以及双方所表现出的合作精神，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科学发展历程的一个侧面。     

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再反思

“李约瑟难题”有其合理性。质疑难题的“无科学说”、“伪问题说”和“有毛病说”涉及到历史观、科学观、科学史观和方法论等深层次的问题，如“无科学说”只承认中国古代有技术而不承认有科学，否认中国古代科学的光辉成就，是科学史上的一种西方中心论；“伪问题说”反对科学的连贯性和普遍性，是一种科学特殊论和唯近现代科学论，带有“辉格”的色彩；“有毛病说”反对假设的和逆史实的编史学，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不利于历史学的现代化。以上诸说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共同点，都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误区，反对李约瑟创立的中西科学史研究的比较法。“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中西科学史研究比较法的杰作，对中西科学发展史作了共时性的横向比较和历时性的纵向比较，从而抓住了其中的主要矛盾，具有高度的辩证性，对于揭示中西科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很有益的。因此，应以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西科学发展史和理解“李约瑟难题”。     

杨振宁:《易经》阻碍科学启蒙

在刚刚北京结束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向《易经》“开火”。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媒体以《杨振宁指〈易经〉阻碍科学启蒙》为题加以报道。近日,国内易学研究权威学者通过本报谈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杨振宁:近代科学要摆脱天人合一杨振宁先生在演讲中说道:易经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曾讨论过近代科学为何没在中国萌生,我觉得和《易经》有很大关系。”杨振宁认…     

科学技术结构的历史变迁——二论十七世纪之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本文是在《历史上的科学技术结构——试论17世纪之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科学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文章分析了原始科学结构的形成及其对近代科学结构确立的示范作用,以及原始科学结构社会化的历史条件。与此相对照,古代中国由于原始科学结构的不完备和封建社会结构的特点,使得近代科学不能首先在中国产生。文章还分别从基督教和儒道互补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上,讨论了它们和原始科学结构的社会化的关系。文章还特别强调近代科学技术结构只有集中全人类创造的精华才能产生和发展。     

近代数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

数学已成为一个庞大、严谨、优美的理论体系。它也渗透进每一门精密科学的理论,是各门学科的共同语言,也是科学探索的有力工具。数学在科学技术中的地位及其对于科学技术历史进展的深刻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中华民族的文明中包括许多杰出的数学成就,我国古代的数学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可是为什么近代数学却未能在中国出现呢?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选编了以下这组文章。梁宗巨的文章论述了中国近代数学落后的历史原因。郭金彬概括了中国数学理论的某些特点。梅荣照、王渝生根据李善兰尖锥术的历史资料对于中国数学按其本身规律发展能否产生近代数学理论作了有意义的分析。乐秀成则分析了中国和西方数学理论不同的发展模式。     

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论述近15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文章以科学技术的建制化为主要线索，首先介绍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以下依次论述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和科研体制的建立、新中国计划科研体制的形成及其利弊、近20年来科研体制的改革探索、近年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趋势，最后作者展望了21世纪中国科学的发展前景。作者认为，15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巨大的，但在全人类共同创建的20世纪的科学大厦中，中国贡献的份额还很少。从20世纪初年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到50年代的“赶超英美”，历经60年代中叶和70年代中叶的“十年动乱”，迎来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科学的“第二个春天”，再到20世纪末叶的“科教兴国”，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的科学发展走过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曲折路程。100多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在21世纪，创造一个有利于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社会机制和提高创新能力仍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     

近代遗传单位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gene”的中译

20世纪初，随着遗传学的进步，经典遗传学知识开始传入中国，“gene”一词在出现不久后也进入国人的视野，并产生了若干译名。经过四十余年的积淀，中文“基因”一词最终得到普遍使用。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基因”一词的中译和演变，是反映近代遗传学知识在中国的建构与本土化过程的典型案例。中国近代遗传学共同体对译名学术性和普及性等要素的反复衡量，也体现了多种因素在科学传播中对概念形成的共同作用。     

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建设潮流影响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思潮。创立学会团结同志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科学社循此在美国诞生。由于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现状及其社员自身能力所限，中国科学社最初选择了科学宣传作为科学救国的良方。然而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后，将社务重心从科学宣传向科学研究转变，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创建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这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特出的“科学之音”，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移植、融合、还是革命?——论中国传统科学的近代化

对于中国传统科学向近代科学过渡问题,当代学者持不同看法。这些看法可以归结为四种,“移植”说、“转换”说、“融合”说和“革命”说。“移植”说是最流行的看法。这种看法强调了中国传统科学近代化是移植西学的结果这一特征。刁培德提出的“转换”说强调中国传统科学近代化是“哥白尼转换”。①李约瑟(Joseph Needam,1900-)的“融合”说强调不同文明中的传统科学世界化是一个融合的过程。②席文(Nathan Sivin,1931-)则把在西学影响下,中国17世纪天文学复兴看作一场有限的革命。③这几种看法,就其各自概括中国科学近代化某个方面的特点说,都没有错。我比较倾向用“革命”概括中国传统科学近代化。不管对“科学革命”这个词有多少种不同的理解,“革命”这个词既可     

李约瑟难题I涉及的历史观问题及一个尝试性解释

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文章综述了对这个问题的几种著名的解释，并对金观涛、樊洪业和刘青峰的观点提出了疑问。进一步指出，李约瑟难题涉及到复杂的历史事件，而历史具有不可逆性；科学事业是一个社会性事业，甚至是全人类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要解释李约瑟难题I，就要引入关于社会系统的分类学理论。文章引入文化人类学中基于常识和逻辑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以及波普尔关于自主的世界Ⅲ的思想，对李约瑟难题I进行尝试性解释。基本结论是：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一个“得天独厚的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