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与《彷徨》里的女性角色分析

鲁迅曾经说过:"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基于这样的启蒙立场,鲁迅始终关注病态社会里的人的精神病苦,残酷地鞭打着人的灵魂,引发人们对国民性的深刻思考.本文力求从对<呐喊>与<彷徨>里的女性角色分析这一角度来探讨鲁迅是如何借用女性形象作为批判国民劣根性的载体,来表现小说深刻的思想主题的.     

解构与重塑——从《玩偶之家》看易卜生戏剧的传播与接受

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西方各种戏剧流派传入中国,其中现实主义戏剧思潮蓬勃兴起,在这种背景之下,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迅速传播开来,掀起了一场"易卜生热",使易卜生这位"现代戏剧之父"被中国人熟知,而其中《玩偶之家》的影响尤其之大,鲁迅、胡适、郭沫若等文学大家都对娜拉这一形象进行了中国式的解读,进而又对易卜生思想进行了解构与重塑。     

二十世纪中国的良心——读巴金《随想录》札记

作者通过比较研究,指出:鲁迅和巴金,是二十世纪中国的良心;他们自觉地肩负着“解剖社会”和“解剖自我”的双重使命,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改造国民灵魂、探索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根柢及知识分子自我超越之路,构成他们创作的主旋律——巴金是继鲁迅之后的最伟大最深刻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文学探索始终是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奋进的,代表了当代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最痛苦的是魂”——《随想录》是第二次理性觉醒中的《野草》,具有弘扬人的主体自由的启蒙主义思想特征、具有现代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激流三部曲》和《寒夜》的重点在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以“解剖社会”为主,而《随想录》则以反对现代造神运动中的封建专制主义为重点,以“解剖自己”为主,并通过真诚的自我忏悔来“解剖社会”,用真话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     

“人文精神”与鲁迅精神——读《人文精神寻思录》的思考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现了对“人文精神”讨论的热潮.王晓明教授据此编了一部《人文精神寻思录》,在一些学者们的讨论文章中,隐约地曲折地表现出对鲁迅的否定,他们认为鲁迅的作品与社会政治关系密切,缺乏终极关怀,鲁迅精神中缺乏人文精神,并怀疑今天学习鲁迅精神的意义.本文认为鲁迅精神中体现了人文精神,鲁迅精神对当代人文精神的生成有深远的意义.     

子君的出走:又一爱情神话--鲁迅小说《伤逝》再解读

"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是比较文学中接受美学的两个关键点.以此为理论依据,同时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与鲁迅的<伤逝>各自的写作背景和寓意的基础上,对<玩偶之家>之于<伤逝>之重大影响以及<伤逝>之于<玩偶之家>之个人取向进行探讨,从而表明,文化接受事实上是一种文化过滤.     

鲁迅与《猛进》

20世纪20年代中期,徐炳昶和李宗侗主编的<猛进>周刊是当时一种有进步倾向的政论性周刊,它与鲁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鲁迅对新报刊给予了实际的支持,除了在群众运动中同青年站在一起外,还写了<通讯>、<并非闲话(二)>、<十四年的"读经">、<碎话>等杂文,支持他们反对胡适、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斗争.杂文内容包含了重新提倡"思想革命",寄希望于知识青年,揭露和批判了胡适、章士钊、陈西滢等人"正人君子"的嘴脸等,这在鲁迅思想发展上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情为何物,爱又如何——读鲁迅《伤逝》有感

《伤逝》对女性解放问题的思考,明显受到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它诠释了鲁迅对爱情的理性认知,关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女性解放的艰难历程。爱者(子君)逝去,不爱者(涓生)伤着。鲁迅关注的不是觉醒者反抗的过程和"同居"成功的结局,而是反抗者成功以后,他们面对的将是什么?爱情的悲剧,实质上根源在于女性没有经济权。     

“痛感”认知的开掘与审思--鲁迅小说的创伤美学分析

鲁迅将国人的痛感认知理解为“人”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标记。鲁迅笔下的人物用遗忘的方式消解现实困境,使得他们回避了基于痛感而衍生的反抗行为。面对着国民精神虚空的精神状态,鲁迅冷静地剖析了这种奴性人物的思维形态,建构了独特的批判视野,并将之纳入其思想改造的价值体系之中。     

以鲁迅为首的中国现代作家不容否定--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

<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一文,对以鲁迅为首的中国现代作家从人格到作品都给予了批判和否定.其论断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当今文坛大捧大贬文风的表现,是不能任其发展的.我们需要严肃认真的文学评论.以鲁迅为首的中国作家是不容否定的.     

金庸小说对鲁迅精神本体的重建与弘扬

接受过新文化运动熏染的金庸,十分推崇鲁迅这位五四文学大师,金庸不仅借鉴了鲁迅,又能独辟蹊径.金庸和鲁迅在作品形象、文化精神及艺术手法等方面的挖掘体现了对精神本体中潜在的哲理和人物心理内涵的认同.鲁迅与金庸非常忠实地反映了人们真实的精神与心理状态,他们对精神本体的建构是凭借"阿Q性"、看客及勇士形象呈现出来.金庸小说因与鲁迅作品的历史记忆结成纽带,具有更深一层的提示性的精神蕴涵,这种承继性体现在对奴性哲学的批判、启蒙意识的张扬及人格理想的追求上.鲁迅和金庸运用卓越高超的幽默、意境、语言等艺术技巧,使作品具有强大的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狂人日记》与《挪威的森林》中人物形象之比较

鲁迅和村上春树都擅长刻画人物。《狂人日记》和《挪威的森林》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代，但鲁迅笔下的“狂人”和村上春树笔下的“病人”却有着某些天然的相似和相同之处：同样急剧变化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转型期的精神疾病患者，同样茫然孤独无助的年轻主人公，同样残酷的青春和病态人生，同样孤独无奈的内心世界。     

弘扬大爱精神 端正辅导员价值取向

在当今社会各种思潮的冲击下,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对高校辅导员及其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因此如何弘扬大爱精神,端正辅导员价值取向就成为提高辅导员工作水平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只有准确认识大爱精神,贯穿到辅导员工作的全过程,努力提升辅导员自身综合素质,发挥辅导员人格魅力,认清辅导员工作价值,找准定位,辅以完善的辅导员发展机制,才能够真正的提高辅导员队伍的整体工作水平。     

国统区文学中的鲁迅因子

对鲁迅精神的解读，极大影响了国统区文学创作的传统。这首先源于个人对鲁迅的崇敬和战时中国的需要，由此展开了对鲁迅的纪念活动和研究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和工作，加深了国统区作家对鲁迅精神的认识。鲁迅精神也同样渗透在国统区作家的写作上，他们继承并发扬了鲁迅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和讽刺艺术手法，创作了大量作品，揭露并反抗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黑暗统治和封建观念对人民思想的毒害，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互文视域下的《故事新编》阐释空间

鲁迅的《故事新编》在互文的视域下,文本呈现出来的“失陷”的英雄在多重的语境互涉下透露出鲁迅晚年孤独、尴尬、困境的超额承负。同时也是对其早期精神界战士观的一种反现与批判,在反思和超越中继续战斗。     

2011年鲁迅作品研究中的几个亮点

2011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逝世75周年。该年度鲁迅研究作品呈现出异彩纷呈、创意不断的局面。汪晖、谭桂林、吴康、李云雷、赵牧、陈婵、袁红涛、蒋济永、王学谦、曹禧修、刘长华、许祖华皆对鲁迅小说发表了极为精彩的看法。张鑫、李国华、吴翔宇、李玉明、吕周聚的《野草》研究均可称得上别具一格。潘世圣、李宗刚、贵志浩的《朝花夕拾》研究,田刚、薛羽、郝庆军的鲁迅杂文研究,刘克敌的鲁迅日记研究,孙郁《鲁迅话语的纬度》,钱理群、陈国恩、冯光廉的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研究皆能予人以新的感受和认识。     

一个启蒙战士的生前事与身后名

鲁迅生前，用他如椽巨笔与敌人战、与庸众战、与论敌战、与自己战；鲁迅死后，他的文字与思想，被一些人披附上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外衣，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今天，面对鲁迅，我们不仅要力图走近他的文学世界，更应走近他作为启蒙战士的精神世界。     

论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重要性

翻译是两种语码之间的转换,旨在使目的语读者能准确地领会原作的精神。而在语码转换过程中,文化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从分析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对译作的影响来强调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重要性,以此引起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重视,从而使译作能够真正传达原作的精神,尽可能与原作能够完全对等。     

浅谈直译法与意译法在翻译工作中的应用

本文针对在翻译工作中经常遇到的直译法与意译法进行探索。直译法将原文风貌原汁原味地呈现给目标语读者,而意译法将原文生动活泼地于目标语中再现,两者相辅相成,各有优势。要妥当地处理两者间的关系,翻译工作者需要在实践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再谈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

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本是同根所生 ,在理解和践履自由主义基本信念上 ,较之任何自由主义者 ,鲁迅都绝无逊色。但是 ,鲁迅并非在中国简单鼓吹或演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 ,他考虑更多的是自由理念如何有效地触动中国的现实与文化 ,怎样真正在中国人的内心扎根。他不是抽象地谈论、横向地移植西方自由思想 ,而是具体研究如何唤醒中国人的自由意识 ,如何建立一种符合自由理念的自由的思想与创造方式。鲁迅主要依靠他的文学进行自由的思想与创造 ,他和自由主义的关系 ,是文学与意识形态之关系的一个有趣个案。鲁迅在不同时期 ,对自由主义理论以及自由主义者 ,都提出过自己的质疑或批判 ,这并不意味着他怀疑自由主义基本理念 ,而恰恰是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提醒人们注意自由主义本身或有的分裂或偏至。鲁迅和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还共享着注重个人气魄承担的中国传统的精神资源。正是通过自由主义 ,传统与现代在鲁迅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身上才真正得以沟通     

从文化比较看鲁迅与林语堂

早期的林语堂与鲁迅在思想上有较多的一致,他们是战友和诤友,但在翻译问题上,在幽默与讽刺等文艺观上,两人存在着较多差异。加以个人气质方面的原因,晚年的鲁迅断绝了与林语堂的直接交往。试图在厘清史实的前提下,对鲁迅与林语堂的交往过程与分歧作文化上的思考。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他们都是特立独行的个性主义者,但两者有着质的不同。林语堂在入世和避世之间踟蹰徘徊,而最终脱离了社会的主流;鲁迅则始终直面社会、直面人生,最终成为思想与文化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