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之前俄罗斯（苏联）科学院研究科学史的旨趣

18世纪，俄罗斯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为了思考自己所研究的科学问题而注意梳理学科的历史。到19世纪，历史学家为科学史研究增添了人文视角。俄罗斯科学院在1921年成立知识史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席维尔纳茨基将科学史看作一个独立科学领域，提出了科学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方向，为俄罗斯科学技术史学科奠定了基础。1932年知识史委员会正式改为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实现了科学技术史学科在苏联的建制化。俄罗斯（苏联）科学院的科学史研究有自己的学术风格，如在20世纪20年代“知识史”框架下探讨科学、哲学和技术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创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史，为国际科学技术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发展、意义及其在综合大学中应有的地位

自然科学史是属于自然科学各学科、哲学、历史三者的边缘科学。在十八世纪以前,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仅限于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科学家在“业余”之暇收集整理一些本学科发展的史料。从十八世纪起,科学史开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研究。一些专题性科学史著作相继问世。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科学史进入成熟时期,其标志是科学史从附属于各学科的学科史和专业史的研究,发展到综合科学技术史的研究。1837年英国的惠威尔在总结欧洲各国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发表了《归纳科学的历史》,这是第一部综合性的科学史专著。1892年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了科学史课程,由国家任命了第一位科学史教授。以后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莫斯科大学、京都大学等一些著名大学相继建立科学史研究机构,招收科学史研究生。1913年第一本国际性科学史杂志Isis创刊。1929年国际科学史学会成立。至此,自然科学史成为国际上公认的一门独立学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科学史在世界范     

科学史的文化功能及其建制化：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诞生

科学史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知识。说它古老，是因为它的源头几乎可以和历史学一样久远。试想一下，假如没有亚里士多德对相关历史题材的记录与分析，后人对公元前5世纪以前希腊哲人们关于空间、时间、运动等今日被纳入物理学范畴的知识的论述又能知道些什么呢？同样，如果没有司马太史公开榛辟莽的“八书”和由此以降的编史传统，今日我们对古代皇历农医律算河渠平准的了解就要大打折扣了。至于说它年轻，是因为只是到了本世纪20年代末，科学史才开始获得建制化所必需的学术基础与社会动力，而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赢得普遍认同的局面至50年代…     

三史合一：牛津的科学史、医学史与技术史学科

<正>牛津大学在科学史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2016-2019年，笔者在牛津攻读科学史博士学位，其间对牛津的科学史研究传统和现状有所体认和观察，印象最深的是其“三史合一”的进路。“三史”指科学史、医学史与技术史三大研究面向，其背后的推动者是科学史博物馆、科学史教授讲席、韦尔科姆医学史中心这三个相对独立而又紧密联系的教研单位。这些研究方向和教研单位的形成及其整合，是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近50年学科发展的产物。     

全球科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试探联动和比较的跨文化视角

全球视角可以说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科学史上最受瞩目的学术趋势，基于此种视角展开论述——“全球视角下的科学”或“全球科学史”，正是方兴未艾。本文首先回顾近三十多年以来科学史领域中的“全球转向”，重温主要的认识框架和观点，其次探讨“多中心”世界这一构想和比较视角对自然知识的全球史所具有的意义，提出运用一种相对的观点，将现代科学视为在世界各地展现和发展的众多知识实践之一，使得科学史转化为一种全球化、去中心化的历史。最后以药材知识的案例设想一种全球知识史的框架——刻画文本和实物跨地理界限的流动以及多种文化在生产知识的实践上所呈现的多样性。     

免疫学编史学研究述评

本文概述了免疫学科发展的历史，介绍了过去50年间免疫学史研究的概况。在免疫学外史研究中，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方法的引进扩展了免疫学史的视野，加深了我们对免疫学史上重要事件的理解。但是，后现代科学观有可能扭曲科学本质，并误导科学史的研究，必须警惕在免疫学史研究中的这种倾向。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发生的免疫学革命是20世纪生命科学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近年来全球传统科学史研究的态势——基于《爱西斯》的《文献目录》的文献计量分析

本文对近年来《爱西斯》的《文献目录》的有关部分进行计量分析后认为:传统科学史虽不是科学史研究的主流,却是全球科学史事业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在各文化背景的科学史方面,东亚科学史、古希腊和罗马科学史、西方中世纪科学史、阿拉伯-伊斯兰科学史和印度科学史是传统科学史研究主流,前三者是大热门;学科史是传统科学史研究的主体,在此方面,天文学史、医学史、数学史、思想史和技术史是传统科学史研究的主流,前二者是大热门;五大主流学科史也是各大文化背景科学史的主流;在非主流方面,通史研究、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研究是局部的热点。     

中国近代科学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科学社会史科学,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理解。一是把它作为知识体系,二是把它作为研究活动,三是把它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此相应,科学史研究也应该在这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把科学作为知识体系的历史研究,形成了所谓“内部史”。18世纪诞生的“学科史”和19世纪发展起来的“综合史”,都属于内部史。对综合史作出了宝贵贡献的大家们,如孔德(A.Comte,1798—1857,法)、     

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家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家在中国科技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本文梳理了这一时期的德国汉学家在十几个中国科技史领域研究成果,并从汉学史方面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定位。在用西方的现代学术理路将传统中国知识纳入近现代的西方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方面,德国汉学家们的研究实际上是第一步的尝试,他们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都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家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也迅速反哺到了中国学术界。竺可桢等一批具有科学史意识的科学家,也已经开始运用现代的学术方法对中国科学史进行研究。     

思想史视角下的托勒密《地理学》研究转向——兼论其概念起源与影响脉络

托勒密的《地理学》脱胎于他的天文学研究，并继承了自埃拉托色尼以来的古希腊地理学传统，是古代西方地学的集大成者。该书对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文艺复兴的欧洲、近代早期制图学的兴起等影响极大。然而当代学人对该书的理解长期存在模糊与偏差。自19世纪以来，《地理学》研究经历了历史地理、实证科学史和思想史视角的数次转向，并从科学史叙事的边缘逐步走向舞台中心。尤其在语境主义已成共识的当下，立足于思想史视角、从不同学科领域重述该作品的诞生和接受史，愈来愈成为一股新的学术动向。     

《近代科学之源》

《近代科学の源流》,伊东俊太郎著,1978年中央公论社出版。从希腊一直到文艺复兴结束这段历史,被历来的科学史家称作“黑暗时代”而不予以重视。这本书就是为了填补这段空白,把拉丁科学和阿拉伯科学汇总在科学史的长河中而写成的一部科学通史。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1954年）出版之后，中国科学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副院长竺可桢邀请并组织叶企孙、陈桢、谭其骧等学者对它进行了评介，科学院对李约瑟还进行了资助。中国学者对此卷既有高度的评价，也有具体的批评。中国科学院派遣代表团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又与李约瑟直接相关。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对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到了促进作用。科学史学科在新中国诞生后迅速走上建制化之路，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提倡爱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竺可桢等科学院领导的倡导和支持、李约瑟与苏联的积极影响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科学哲学对科学史意味着什么？

鞋:几乎跟婚姻一样神秘,舒不舒服,只有脚趾头知道。让别人看见脚趾头时,那鞋也该换了。——黄永玉,《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本世纪70年代初,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在他的“科学史及其合理重建”一文中,开篇便转用著名哲学家康德的说法,提出“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p.141)关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此名言可说是表述了某些科学哲学家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然而,这也仅仅是“某些”“科学哲学家”的“一种理想”而已。在现实当中这种双向的关系是严重地不对称的。因为,一方面,     

“超距作用”:马丁·克莱因与中国现代物理学史研究

马丁·克菜因(1924 ～2009)是世界著名的现代物理学史家,他是开创20世纪物理学史研究的少数先驱者之一.虽然克莱因从未来华访问,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的学术工作就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一些中国的科学史工作者.然而,很多人对克莱因的学术生涯及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都不甚了解,甚至一无所知.本文不仅向读者介绍了克莱因的杰出人品和成就,而且第一次揭示了他对中国的现代物理学史研究工作的热情支持和重要影响.     

女性主义对传统科学史观的反思与挑战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对传统科学史观提出了诸多反思和挑战。它一方面批判了实证主义科学史所持有的客观主义、进步主义、普遍主义观念,并从社会性别的视角重新解读和定义了“客观”与“进步”的内涵;另一方面,它又试图同社会建构论的科学史观保持一定的距离,试图避免相对主义立场,并追求一种新的包含情境性、价值和道德评判的、多元的科学技术史。     

打开技术黑箱,并非空空荡荡--从技术哲学走向工程哲学

一般来说,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技术哲学研究在我国逐渐升温。有人提出,近代以来哲学研究有三次比较重要的“转向”:“认识论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新近刚刚兴起的“技术转向”。哲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技术,技术成为哲学关注的主题,意味着哲学研究不能忽视技术问题,必须把技术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加以研究。进而,有的学者声称技术哲学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事实上,技术在     

因果性、魏玛文化、与量子力学--析保罗·福曼的科学社会史思想

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家保罗·福曼(Paul Forman)曾于20世纪60年代末就魏玛德国物理学家为何易于接受量子力学的非因果性特征做了深入的社会文化分析,指出魏玛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对促使物理学家思想转变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等看法,在西方科学史界引起普遍关注和争议.本文分析福曼研究的时代背景及研究方法,指出福曼的工作不仅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科学史研究从内史向外史的转向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也为70年代诞生于西欧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微观层次上的经典范例.     

英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教学概况

在英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门专业学科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根据有关资料,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创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教学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英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教学不仅形成了系统化的结构,而且显示出学术性的特色。本文将从这两方面谈谈英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教学概况,以供国内从事这个领域教学和研究的同行们参     

世界近现代生物学史研究进展初析

独立发展与一般趋向生物学史研究自1875年J.sachs出版《植物学史》以来,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但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后才有较快发展。生物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史,既有自己发展的特点,又有与整个科学史发展的一般趋向相一致的共性。首先是生物学史的研究逐步摆脱医学史的影响,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医学史研究是一支比较强大的力量。萨顿在三十年代还感叹科学史未能象医学史那样受到重视与支持。生物学史研究长期受医学史的影响,是与生物学本身发展较晚以及现代生物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从医学范围内发展起来的历史情况分不开的。例如,E.Mayr就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十九世纪,生物学的内容实际上分属于医学及自然史两大部分。这种     

李迪先生的大科学史观

本文探讨了李迪先生的科学史理论与方法的基础——大科学史观。认为李迪先生的科学史研究一贯重视科学史理论与方法。李迪先生大科学史观包括三个方面:注重综合史、注重通史和不认同科学内史与外史的划分。李迪先生大科学史观对我们今天的科学史研究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