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烈亚力的中西代数学比较及其史学渊源

19世纪来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伟烈亚力,除了与中国算学家李善兰合作翻译德摩根《代数学》,正式引入近代西方符号代数并产生重要影响外,还撰写了《中国科学略记·算术及代数学》等著作,对西方和宋元时期的代数学做出比较。文章对比了《略记》、《代数学》中英文序言和其他西文文献,同时考察了伟烈亚力旧藏的中算书籍。受英国实用知识传播学会和学会出版物影响,伟烈亚力从棣么甘(今译德摩根)为《便士百科全书》所撰写的数学词条等中获得了西方代数学和代数学史的知识视角。在宋元代数学方面,清代学者易之瀚、罗士琳的《四元释例》应该是伟烈亚力的重要参考书。《四元释例》对增乘开方法、天元术和四元术等基本规则总结和阐释,在伟烈亚力的著作中有所反映,并成为其中西代数学比较得以深入的关键。伟烈亚力的数学史观也受德摩根等人的影响:其撰写中国数学史的目的着眼于对当下数学知识理解、研究和宗教传播两方面的实用意义,并体现在《略记》发表后伟烈亚力的数学翻译出版当中。     

英美新教传教士《梦溪笔谈》科学条目英译考释

本文钩沉19世纪的英美新教传教士伟烈亚力和卫三畏，将《梦溪笔谈》中的科学条目首译到英语世界。二人的中文版本之择看似随意，实则经过筛选和进行了一定的学术考究。受主观宗教身份和学识以及客观时代所影响，英译文的通俗性明显，体现在专业术语的科学性再现不够精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感知存在舛误。而作为英美早期汉学史上举重轻重的人物，伟烈亚力和卫三畏对于中西科技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拓性功绩毋庸置疑。     

李善兰“中国定理”之由来及其反响

在查阅西方文献的基础上,考证了“中国定理”的来源,指出它是李善兰发明,由英国新教传教士伟烈亚力首次披露的。分析了李善兰得出“中国定理”的思路,并详细记述了由“中国定理”引发的讨论。最后指出中国数学史论著中有关论述之错误。     

德摩根：19世纪的数学名师、数学家和科学史家

19世纪英国名数学家德摩根的符号代数学作在晚清传入中国，但《畴人传》并未为他作专。本主要论述他的生平、他在数学、科学史特别是数学史等方面的工作，并对他的科学史观作一透视。     

我的博物学研究路径与期待——范发迪访谈录

通过跟范发迪教授的访谈,探讨了他在科学史研究方面的一些独特经历.范发迪教授围绕着他的代表作《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一书,向我们介绍了他进入科学史研究的契机、博物学的选题、相关研究方法等问题,并对未来的科学史研究作了一些展望,最后介绍了他近期所做的一些研究工作.     

大衍求一术在西方的历程

秦九韶解一次同余组的大衍求一术被西方学者所理解，并不是一件顺利的事。１８５２年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在《北华捷报》上撰文，介绍孙子“物不知数”题的解法，但未能具体介绍求乘率的求一术；德国学者毕尔那茨基在译伟烈亚力的论文以及法国数学特凯在转译毕氏的德译文时都了该解法。德国数学家马蒂生在有毕氏译文的情况下，敏锐地发现毕氏的错误，并证明了中国解法与高斯解法的一致性，还对模不两两互素的情形作了解释，从而为“中     

劳埃德的“新科学史观”及其启示

英国著名学者劳埃德（Geoffrey Lloyd)教授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首届“竺可桢科学史讲席”上进行了系列讲演，通过对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科学史的比较研究，阐述了他的“新科学史观”。本文试图解读他的这一新史观，进而阐发对思考“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及“李约瑟难题”等相关问题的启示。     

几种磁偏角文献的再探索

将磁针所指与表影、北极相比较,导致了磁偏角的发现。磁偏角古籍鱼龙混杂。所谓北宋杨惟德的《茔原总录》是一部元代伪书,其丙午针抄自胡舜申(1091~?)的《地理新法》。胡舜申《阴阳备用》刷新了盘针(即罗盘)的发明年代。隋至唐初已有《管氏指蒙》,后世增集注文,明代加入了北宋王伋的针法诗。此外,本文引入古地磁学界的研究成果,从新的角度探讨了悬疑已久的伟烈亚力之谜。     

李约瑟的生平及其贡献

英国杰出的生物化学家，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权威和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李约瑟博士最近逝世。他的逝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而言是重大损失，我们因此科学史和中英友好事业的贡献。特别讨论了他从三十年代以来对中国文化的皈依过程和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义。还指出，李博士的形象和精神为我们提供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     

浅谈中国科学史之外史研究

一、所谓「李约瑟难题」大约二十多年前李约瑟博士在其中西社会科学史的比较研究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在十六世纪以前的科技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西方,何以现代科学崛起于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李约瑟当时的论点着重于外史分析,他认为由士大夫所组成的庞大官僚机构千余年来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及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造成十六世纪以后中国的科技发展落后于西方的首要原因。自此以后,虽然此一问题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与讨论,但真正以严谨的学术训练对中西比较科学史作系统深入的研究者,到目前为止仍后继无人。李约瑟现在正亲自撰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七卷中的《科学与社会:中西之比较》一册,我们期盼他能对此一重要科学史及比较文化史之问题有更深刻的分析及更广博的论证。     

科学史学的理论域面及意义

科学史学是以科学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本文针对科学史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存在的模糊问题,从理论上对科学史学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探讨,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界定了科学史学的研究范畴,以期厘清科学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提高科学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17、18世纪欧洲和中国的科学关系——以英国皇家学会和在华耶稣会士的交流为例

本文以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活动为研究案例，在分析英国皇家学会图书馆所藏档案、《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等杂志所刊文章的基础之上，主要通过来华耶稣会士和英国皇家学会秘书这一中介，来探讨17、18世纪英国皇家学会和中国所建立的科学合作关系，试图从当时的背景下对这种交流关系加以说明，并初步分析英国人对中国科学的看法。     

徜徉于人文与自然之间的科学史家与科学哲学家——福柯

作为20世纪著名人文学者，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福柯实际上与科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有着独特而新颖的科学哲学问题和科学史思想，但是这些在福柯研究中未受到重视。更重要的是，福柯的这些思想对当下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本文试图阐述福柯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思想。     

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意义

关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科学哲学家们大多是从科学史出发,讨论集中在科学史对科学哲学的意义上.本文立足于科学哲学,从科学哲学各个时期研究主题及问题的转换来分析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意义.逻辑经验主义对知识的结构学分析,为科学历史的动态研究奠定了基础.历史主义学派以科学进步问题为核心的研究,提出了科学活动和科学成就的发展单元,关注理论之间的关系,倡导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联合.科学合理性的研究,为科学发展的历史提供了规范性分析.     

慕维廉《地理全志》与西方地质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慕维廉所著《地理全志》(1853~1854)是最早向中国介绍近代地质学的著作。文章通过史料比对分析,认为《地理全志》下编"地质论"译自米尔纳《自然地理图集》(1850)、里德《自然地理纲要》(1850)以及萨默维尔《自然地理学》(1851),纠正和补充了伟烈亚力《来华新教传教士及其著作》一书对《地理全志》的说明。同时,尝试分析该书中地质学名词、术语的使用及其对后来译著的影响,考察其三个版本(1853、1880、1883)的异同及流传,并结合时代背景,认为"地理"概念认识上的变化及晚清西学东渐大环境的影响是慕维廉修改《地理全志》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全球传统科学史研究的态势——基于《爱西斯》的《文献目录》的文献计量分析

本文对近年来《爱西斯》的《文献目录》的有关部分进行计量分析后认为:传统科学史虽不是科学史研究的主流,却是全球科学史事业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在各文化背景的科学史方面,东亚科学史、古希腊和罗马科学史、西方中世纪科学史、阿拉伯-伊斯兰科学史和印度科学史是传统科学史研究主流,前三者是大热门;学科史是传统科学史研究的主体,在此方面,天文学史、医学史、数学史、思想史和技术史是传统科学史研究的主流,前二者是大热门;五大主流学科史也是各大文化背景科学史的主流;在非主流方面,通史研究、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研究是局部的热点。     

科学史研究中必须区分四对范畴

我国学术界在科学史研究中对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经验，经验技术与科学技术之间的本质差异一直没有进行过严格区分和界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科学史研究的混乱局面，并直接削弱了科学史对科学研究的启示，借鉴和解释功能。因此，在科学史中我们应当注意区分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经验，经验技术与科学技术这四对范畴。     

刘岳云的“西学中源”论及其构建的科学知识体系——《格物中法》初探

《格物中法》是晚清“西学中源”说的一部集大成之作.作者刘岳云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搜集了大量有关科学及技术的记载和论述,把它们组织起来,建构了一套完整的中国式科学知识体系,从而论证“西学中源”说,并与西学一较短长.文章分析了《格物中法》的选材和构架,并发掘其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上的意义.     

严敦杰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严敦杰早年专职会计工作,业余研究科学史。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与抉择,1956年走上职业科学史研究道路。他曾参与创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前身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草该室筹建方案与该室工作和全国科学史研究工作十年发展纲要,较长时间推动着该室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事业的发展。但他在这条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文革"结束前频繁遭受政治运动的冲击,学术研究工作和身体均受到影响。本文还原严敦杰走上职业科学史研究道路的原因和过程,论述他对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创建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以及政治运动对他的影响。     

科学史与人文主义

本文利用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对人文主义阐释，来考察科学史与人文主义的和者主要依据著名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的研究成就，从四个方面来说明，科学史研究是人文主义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学史特别关注科学家的思想和生产，它旨在弘扬人的创造性；作为一门思想史，它还是沟通科学与人文主义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