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名”说试评

何其芳同志提出“共名”说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来虽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但也颇得部份同志的赞同,更有部份同志在何其芳同志论述的基础上加以引申发挥。这些年来赞同“共名”说或在何其芳同志的基础上加以引申发挥的美学论文有:蔡仪同志的《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问题》(见《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李希贤同志的《论阿 Q 典型和阿 Q 主义》(见《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应汉光同志     

关于阿Q精神胜利法论述的一点质疑——与唐弢等同志商榷

对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典型形象的评价,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阿Q正传》“主要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的观点以后,人们的看法,趋向统一;但是在论述阿Q的“精神胜利法”上,仍然说法不一,流行着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其中影响较大的,即是唐弢等同志的观点。他们认为:     

试论阿Q要革命

人们说阿Q,那就意味着是在讥诮自轻自贱的“精神胜利法”,很少会有人想到阿Q对革命的热烈和执着上去。当《阿Q正传》发表不久,就有人怀疑写了阿Q要革命,是否在人格上是两个。鲁迅坚决地回答道:“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可见鲁迅是决心把阿Q要革命作为其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写的。然而一般     

略论阿Q典型的共性问题

阿Q典型的共性问题,从来就有争论。有的说是阶级性,有的说是国民性。至于二者的关系,有人认为是水火不相容的,有人说二者兼而有之、我们认为:对具体的典型共性应作具体的分析。至于“这一个”生活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未庄的阿Q,他的共性主要是反映农民阶级的某些特征,揭示特定时代的某些本质特征,同时也不排除民族的某     

我看别里科夫

《装在套子里的人》是俄国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的名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别里科夫这个人物形象。它的典型意义已为大家所公认。但是在具体认识上,不同人的见解不尽相同,于此,我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一、别里科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何其芳先生说,阿 Q、诸葛亮、堂·吉诃德都是不朽的典型,而“这一类典型有这样一个标志:他们性格上的最突出的特点常常有很深刻的思想意义,这种思想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或一个短语来概括。”事实上,别里科夫也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的性格的最突出的特点     

魂灵画与鲁迅小说的思想特点

鲁迅说自己的写《阿Q正传》,是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见《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他所谓的画魂灵,当然不单是指《阿Q正传》的创作,同时也指他的其他小说的创作。他的《呐喊》和《傍徨》中的一篇篇小说,可以说是一幅幅魂灵画。     

从《阿Q正传》看传统精神文化

作为鲁迅先生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阿Q正传》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杰出作品,作品里塑造的阿Q形象深入人心,对于这个形象的解读和阐释学术界也从来没有中断过。阿Q无疑是一个落后愚昧的小人物,而他生活的地方———未庄,本质上是封建传统社会的缩影,阿Q作为鲁迅先生笔下的一个人物典型,既有其个性也有其社会共性,他身上的精神弱点必然也反映在未庄人身上。通过对阿Q及其他未庄人身上所体现的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的揭示,可以进一步加深对阿Q这一人物形象以及当时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的认识。     

歇后语初探

在人类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国人民运用汉语的特有形式,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修辞方法,丰富了汉语森罗万象的语言宝库,而歇后语就是我们祖国语言中常用的富有表现力的修辞方式之一。黄克诚同志在《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一文中说:“彭老总对部属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自己也风趣地说:‘我这个人爱批评人,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加点的就是歇后语。 歇后语,修辞学上也有人把它列为藏词的一种。藏词有藏前语、藏后语之分。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的“谁知他将到而立之年”的“而立”系来自《论语·为政》中“三十而立”,现在     

论鲁迅的《阿Q正传》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一部知名度很高的小说,它的问世,在当时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曾这样高度评价——“《呐喊》集中较长的一篇当然是《阿Q正传）,它是现代中国小说中唯一享有国际盏誉的作品”。连素与鲁迅对立的陈西滢看了《阿Q正传》后也不得不折服,论断“阿Q不仅是一个典型,而且是一个活泼泼的人,他是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     

异曲同工的悲歌——试论阿Q与祥林嫂的“反抗”

对于小说名篇《阿Q正传》和《祝福》,我们在讲授时必然要作人物形象分析,而在进行这种分析时,又都免不了要涉及阿Q和祥林嫂的“反抗性格”问题。有一种简单的分析认为:自轻自贱的阿Q纯粹是个窝囊废,通身是卑怯懦弱,相随他的只有欺压凌辱,在他身上不可能拥有反抗精神;而勤劳朴实的祥林嫂一生多次与自己的命运相抗争,倔强而坚强,具有明显强烈的反抗精神。     

论阿Q做革命党的问题

一、老问题为何重提阿Q做革命党的问题,是《阿Q正传》问世后不几年就有人提出疑问的一个老问题。一九二六年,即《阿Q正传》发表后的第五个年头,郑西谛在一篇文章中就阿Q做革命党的问题提出商榷意见,对阿Q做革命党持怀疑态度。     

试论“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随同《阿Q正传》问世六十多年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一是一个别种意义的“熟悉的陌生人”。这里的“熟悉”是指这个人物已在几代读者的记忆里牢牢地刻下了他那鲜明的“尊容”,这个名字更在挞伐某种人们的场合成为有力的却又是信手拈来的专名;说他“陌生”则是因为在《阿Q正传》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史上,对作品中如此一个重要人物,很少有全面的研究。即使偶有书文提及,不仅缺乏深入的开掘,而且在形象的认识上也存有较大歧异。为此,本文试就“假洋鬼子”形象的几个主要方面,做些粗浅的探     

试论“阿Q”的形象及美学意蕴

《阿Q正传》以其多层次的美感特征引起广大读者不同的美感效应,阿Q的种种喜剧性行为事实上具有典型意义,其本质上概括了一种民族"劣根性"而使"阿Q"形象充满了一种悲剧色彩,从而体现了鲁迅的悲剧精神及创作心态。"阿Q"形象就如此以其高度凝聚的巨大内涵,以其丰富层次的美,诱发、调动、组织了读者的想象,并不断引导这想象向作品所提供的艺术形象向纵深层次扩张、探索,审美感受由喜转悲,从可笑转为沉痛,在片刻之中得到极丰富的情感体验。     

阿Q“精神胜利法”的历史生成

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基本特征即把现实中的失败转变为精神上的胜利；学者们对此意见大体一致，但对其产生却有截然不同的解释。它们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阶级的观点，另一类是超阶级的观点。阶级的观点认为，阿Q精神只能在统治阶级中产生，被压迫者，象阿Q阶级也具有这种精神，则是被统治的结果，是受统治阶级精神奴役与沾染的结果；超阶级的观点认为，     

读书要“煮”

一般的人读书,只读个大概、读个意趣就行了,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而做学问,必须要“煮书”方可。对于“煮书”,王冶秋先生读《阿Q正传》的体会,最是精妙不过。王先生认为,要读懂《阿Q正传》,至少要读14遍以上:看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咂出一点不笑的成分;第三遍,鄙弃阿Q的为人;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第五遍,     

从“独语”到“对谈”——论何其芳1940年代的诗歌转向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批诗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写作策略。诗人何其芳在这个时期对诗人身份、诗歌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何其芳在1936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进行的诗歌创作,显示了从＂独语＂到＂对谈＂的转变特征。＂对谈＂不仅标示了何其芳在延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诗歌的言说内容和结构方式。但是,这种变化是有限度的,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何其芳既受到外界的干扰,也遭遇到诗歌形式上的困惑。     

散文的品位

对于创作主体而言,散文即“情文”,是一种抒情写意的东西,或者更形象一点地说,是作者渲泄感情的窗口.写人也好,如《雪浪花》、《山村小姑娘》、《背影》、《我的老师》……都不是单纯地写人以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而是通过写人来表达“我”的情感体验,或敬慕、或钦佩、或思念……;写事也好,如《挥手之间》、《儿行千里》、《最难忘却的一件事》、《也不是一味地叙述故事,构筑情节,而是通过故事或片断或一鳞半爪来写,此事对“我”的震动、影响、感染,或鼓舞或悲恸或无奈……写景状物更不必说,无“情”之景,无“意”之物,从来都不能称作散文,只能是说明文的一种.因此,作家冯骥才说“散文最终只是写一点感觉,一点情境,一点滋味罢了”,流水也说:“散文,是独白,心灵的独白,散文是漫步,思想在人生与文化的广场上散步”,“感觉”、“情境”、“滋味”、“心灵独白”集中体现了一点作者对内情的抒写,因此,从文体特征上理解,对于作者而言,散文是情文!     

一喜一悲 路线分明——谈刘邦的《大风歌》和项羽的《垓下歌》

毛主席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历史上儒法两家的文艺作品亦不例外。刘邦的《大风歌》和项羽的《垓下歌》,正是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楚汉相争”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在他们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大风歌》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阶级力量和精神面貌;而《垓下歌》则表现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进行复辟倒退的垂死挣扎和丑恶脸嘴。     

略论“阿Q家族”在当代文学中的遗传和变异——从阿Q到李顺大、陈奂生、冯么爸

(一)文学是一个硕大的舞台。翻开偌大一部恢宏壮阔的文学画卷,骤然就有一排排摇曳生姿的人物向我们走来:贾宝玉、阿Q、林道静、李顺大、陈奂生,冯么爸……正是他们的丰富多彩的献技展艺,使得文学这一舞台充满了勃勃生机,进而以其自身演变的历史轨迹赢得众多人的追踪探求。在这些靠自我绰约的“舞姿”填写文学史的人物组成的艺术家族中,其嬗递变化,显示着或明或暗的遗传、变异的影子。我们这里的遗传,依照遗传学的注释,乃文学史上典型人物之间的遗     

从阿Q到许三观--谈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

阿Q是个不朽的文艺典型,他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在文中有十种表现,其实质是“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辩护粉饰”,它的产生有其阶级、社会和认识根源。许三观的内涵意义是形象地反映了中国人“求诸内”的传统心理定势和精神机制。他与阿Q有些相近,但差距仍很大。通过两者比较,可深刻地阐明文艺典型是历史具体性和社会一般性的统一体,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