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以《五号屠场》中“德累斯顿大屠杀”为例

新历史主义突破了“文学反映历史”的传统思维模式,强调文学重建与历史真实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建立了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文章以美国作家冯内古特的小说《五号屠场》中涉及的一段历史,即二战期间作家亲身经历的“德累斯顿大屠杀”为例,考察这段历史对文本的建构以及文学文本对这段历史的重建,以阐述新历史主义关于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     

颠覆与重塑——《公众的怒火》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美国后现代小说家罗伯特·库弗的《公众的怒火》刊出之后在评论界引起一番热议。库弗颠覆历史,重新审视历史的态度使这部小说带上了明显的新历史主义色彩,该小说的创作与新历史主义重新注重艺术与人生、注重文本与历史现实的关系也不谋而合。因此,试图从新历史主义的两个基本方面即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来解读该小说,以此阐明历史不仅是过去事件的模式也是故事写作和语言结构的陈述,解构历史只为重构一种和平、自由、开放的新历史文本模式。     

穿越时空,拷问历史——评《拉格泰姆时代》文本的历史性

E·L·多克托罗的<拉格泰姆时代>自1975年问世以来,获得了不少殊荣,成为反思过去、拷问历史的成功之作.从新历史主义视角的"文本的历史性"元素对<拉>进行剖析,认为该文本不仅仅反映了其所处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状况,还参与创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历史,形成了新历史主义所认为的文学和历史的那种互文关系,展示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相结合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的特点,激发了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历史意识和道德意识.     

论新历史主义历史观及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对历史独特的分析和定位,新历史主义将大写的﹑单数的历史改写成小写﹑复数的历史,认为历史是以文本形式存在,历史的编撰是一种文学式的写作方式。新历史主义在创作实践方面丰富了作家们的历史观念,挽救了一批湮没已久的史料,使他们注重从人性和生命的角度切入历史。     

迷失的伦理与价值——《世界之都》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新历史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开始盛行并迅速成为文艺批评界备受瞩目的后现代文学理论派别。它强调文学与历史是互动的,文学文本本身也在参与着历史的发展与建构。海明威这位天才作家善于对有限的历史材料进行文学加工,并且用自己简洁的风格将其展现出来。《世界之都》中巧妙地隐含了作者对伦理和价值主体的思考。从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在阐释新历史主义理论历史的文本性特征、小写的历史和历史的现时性特征三个概念的基础上,发掘作者对伦理和价值主题深层次的探讨。     

以新历史主义的维度解读《白鹿原》的象征意义和人物精神的现实启迪

新历史主义文学书写的历史呈现为"历史寓言",其真正的意义表现于具体的"历史文本之外".暗示着文本的客观历史性内涵.中国大陆的新历史主义文学作品由于创作上的客观环境局限,却依然试图表达出新维度新思想,打开新的话语环境,本文以<白鹿原>为例阐述新历史主义文学对新时期发展道路的启发性贡献.从新历史主义的定义和影响入手,阐释了<白鹿原>的象征手法和主人公的价值观影响以及该文的成功意义.     

新历史主义的文本政治学

受到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的影响,新历史主义文论凸显了文学文本与物质实践、文化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创造出独特的＂文本政治学＂的文论形态。对文学文本特殊性的取消并将之政治化,使得新历史主义文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功能的看法带上了极其功利的色彩。     

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翻译研究

新历史主义不仅为翻译在历史认知和文化建构中的意义提供了新的参照,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探讨了新历史主义对翻译研究的渗透和参与。在翻译本体论方面,认为翻译是对历史文本无限阐释的实现途径;在策略论方面,提出厚重翻译是新历史主义厚描理念在翻译领域的策略实践;在批评论方面,指出翻译批评的历史维度和多重视野映射出新历史主义批评观的影响;在翻译史论方面,强调翻译史研究旨在发掘社会能量在翻译文本和社会历史之间的双向流通。     

"形"的执著与"思"的独立——由《红房间》谈墨白小说

文本的形式经营和内在精神诉求在以苦思者出现,以叛逆者前行的墨白小说探索中是一致的,通过对早期小说《红房间》的分析,认为墨白小说文本在四个方面即对心灵域地的寂寞探访、情绪化的两套笔墨、以“民间立场”抚摩历史与现实、小说世界的域定性与神秘性显示了作家的艺术独特性,特别是“形”的执著与“思”的独立将是墨白小说文本的“顽症”。     

文学叙事的历史性——新历史主义及汤普森对《伦敦》的新历史主义阐释述评

新历史主义批评突出强调史学与文学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关系,汤普森对《伦敦》的新历史主义解读,清楚地展示了文学叙事与社会历史之间的紧密关系。通过借鉴汤普森的做法,探讨新历史主义理论及其批评手法,可以从新的视角考量新历史主义批评、发展布莱克及《伦敦》的相关研究。     

论"作者之死"理论的背景

罗兰.巴特的著名论文《作者之死》文字不多,但其思想来源却十分复杂:哲学界反理性思想尤其是福柯的"人之死"理论、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和拉康的主体观、法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等都为"作者之死"理论的提出准备了条件。和福柯、拉康在哲学界高倡"人之死"、"主体死了"相呼应,巴特把矛头指向权力结构在文学批评领域的体现者——作者身上。他宣布了"作者之死",在话语领域中争取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     

论"盈不足术"与"弦位法"的一致性

我国数学史上有一部堪与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相媲美的书,这就是被尊为算经之首的《九章算术》,《九章算术》中第七章“盈不足术”是中国古代数学中独立创造的解决数学问题的一种杰出算法,而这种算法被西方人称之谓“弦位法”或“双设法”.从实例出发,阐述“盈不足术”与高等代数中“弦位法”的一致性.     

近二百年“齐诗”研究述评

"齐诗"失传较早,历来少有学者研究。但随着清中后期汉学及今文经学的兴起,"齐诗"研究繁盛一时,出现了魏源、廖平、刘师培等大师,但之后却又一度消沉,直至近期"齐诗"研究才又重新出现繁盛的趋势,由此可见近二百年来"齐诗"研究大致经历创始、中衰、复兴三个时期。     

“前七子”复古运动失败的三重原因

明代中期"前七子"复古运动从其退出历史舞台起就受到"唐宋派"、"公安派"、王夫之、钱谦益、叶燮等诗学家的唾骂,他们认为"前七子"是一味"模拟剽窃",徒具"古人衣冠",是"古人之影子"。虽然这些质疑都抓住了"前七子"复古运动失败之软肋,但是仅仅抓住其"知复不知变"的诗学观这一维度是远远不够的,其失败与"政治之摧残"、"阳明学之诱惑"这两个外部原因是密不可分的。其失败是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文明冲突论”的狭隘性

“文明冲突论”具有双重含义：在国际政治上,它颠覆了西方文明具有普世性这个命题,但又通过对西方文明独特性的强调而重构了这个命题,其意是要劝喻西方国家深根固本,宁静志远。在国内政治上,它又显示了美国白人对日益活跃的少数族裔的恐惧和敌视。概言之,它既昭示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深闭固拒,也显现了美国白人的惟我独尊。     

“元气说”视阈中的“李约瑟难题Ⅱ”及其启示

"李约瑟难题Ⅱ":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成效较高,而现代科学未在中国文明中成长。从"元气说"的角度看,气既是自然物质的本原,也是人类精神的本原;既具有多元性与连续性,又具有应变性与感应性。这使中国科学技术及其思维范型的适应能力、同化能力与扩展应用能力较强。同时,元气说也是现代科学的思想宝库。因此,我国应重视传统文化建设与科学文化建设并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     

从"受托"到"决策"--浅议会计目标的阶段性

会计目标的定位问题一直是会计界的热点问题,其中,尤其是从规范性会计目标中衍生出的两种观点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到底哪一种更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更是众多会计学者争论的焦点.根据我国目前的不完善市场经济转轨中的资本市场这一国情,现阶段应采用受托责任观.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趋势使决策有用观成为今后必然的发展目标.     

论弘扬"红军精神" --兼论发展先进文化

“红军精神”是川陕苏区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重要的苏区文化现象和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中国先进文化重要的生成因素,今天仍然是推动实践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弘扬“红军精神”要与时俱进,弘扬“红军精神”就是发展先进文化,打造新世纪老区发展的精神文化竞争力。     

从“无兵的文化”到“竞逐富强”

一个民族的兴盛与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和决心有关,也与一个能够发挥市场优势的制度安排有关。因此,在一个以竞逐富强(thepursuitofpower)为原则而发展起来的现代世界中,中华民族在进行经济与政治制度变革的同时,必须改变自己文化上无兵的传统。     

论《红楼梦传奇》对后世"红楼戏"的影响

清代道光年间仲振奎《红楼梦传奇》,作为清代红楼戏曲的开山之作,在为《红楼梦》由单一的小说传播向多种社会文化传播转化,并最终能够成为一种社会性文化现象提供了途径与平台,改编模式为后世红楼戏所继承和发展,改编原则为后世红楼戏所发挥和延伸,成就了后世一批经典红楼折子戏,明确了后世红楼戏中通行的人物角色定位与情感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