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意义

关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科学哲学家们大多是从科学史出发,讨论集中在科学史对科学哲学的意义上.本文立足于科学哲学,从科学哲学各个时期研究主题及问题的转换来分析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意义.逻辑经验主义对知识的结构学分析,为科学历史的动态研究奠定了基础.历史主义学派以科学进步问题为核心的研究,提出了科学活动和科学成就的发展单元,关注理论之间的关系,倡导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联合.科学合理性的研究,为科学发展的历史提供了规范性分析.     

康吉莱姆科学意识形态概念辨析

在科学史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上,康吉莱姆在坚持巴什拉的规范史立场的同时,又强调了理论史与概念史的差异,进而主张科学史是宏观非连续性与微观连续性的复合。新旧科学之间的这种关系,无法在巴什拉式的认识论断裂框架内得到解释。由此,康吉莱姆提出"科学意识形态"的概念,意在给予那些"被放逐的科学"以恰当的认识论地位。科学意识形态与科学编史学的各种传统立场都保持了距离,在历史认识论的层面上实现了"规范"与"历史"的统一,成为理解康吉莱姆独特的"反-反-辉格史"的进路的关键。     

20世纪法国科学哲学的三个主题

历史、进步与建构是法国科学哲学的三个核心主题。历史要求科学哲学必须将认识论和科学史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进一步要求科学必须在历史中展现其进步历程,进而,科学理性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理性,而非无时间的逻辑结构;建构要求知识和事实必须在本体论的层面上理解,它们都是具体的实验过程的情境化产物。这三个主题彼此联结,共同塑造了法国科学哲学的历史认识论和局域认识论特征。     

普赖斯和他的《巴比伦以来的科学》

《巴比伦以来的科学》及其作者普赖斯对科学计量学等学科有巨大的影响。《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也是一部杰出的科学中著作。该书缘起于作者提供科学史研究的目的。并通过一系列重要科学史成就的展现很好地服务了这一目的。这些成就不仅在当时推进了人们对科学、科学的历史和科学史的认识,而且我们今天还能从中获得某种体悟和灵感。     

科学进步问题研究的逻辑路径与历史路径——俄(苏)与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比较

在科学进步问题的研究中,俄(苏)与西方在历史与逻辑两个路径上展开。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主要是逻辑路径,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无历史存在的逻辑分析,批判理性主义远离历史的逻辑分析到社会历史学派以重建科学史为目的的逻辑分析三个时期。俄(苏)科学哲学的研究采取了历史的路径,其研究的特点是:以综合的社会历史分析为背景,以完整的历史分析为前提,以历史基础上的逻辑分析为目标。60年代,库恩等人尝试寻求逻辑之外的发展,向历史路径靠拢;80年代,俄(苏)学者注意到逻辑分析的长处。俄(苏)与西方的研究互补明显,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研究的统一。     

朝向一个科学历史性的科学哲学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从概念上来说分属于事实与观念，科学史是事实的搜集，科学哲学则是对科学发展规律的认知。二者的融合与互动，造就了朝向一个科学历史性的科学哲学。科学的归纳推理总不止是单纯的搜集事实，不仅要把事实收集在一起，而且要以新观点审视它们。同时还要引入一种新的精神因素，为了进行归纳需要有一种特殊的精神素质和训练。当代每一学科科学史发展与学科规律认识正在促进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融合与互动以及科学本身的发展。     

主流科学史中智识史与社会史传统的分离、纷争与融合

智识史与社会史是主流科学史中两大研究传统，这两大研究传统的历史演变构成了科学史学的历史。本文通过对智识史与社会史传统分离和纷争历史的系统疏理，指出两大传统的互补和融合是世纪之交科学史学发展的新趋势。     

李迪先生的大科学史观

本文探讨了李迪先生的科学史理论与方法的基础——大科学史观。认为李迪先生的科学史研究一贯重视科学史理论与方法。李迪先生大科学史观包括三个方面:注重综合史、注重通史和不认同科学内史与外史的划分。李迪先生大科学史观对我们今天的科学史研究有启发意义。     

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

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社会一历史的转向,文化的转向,后现代的转向。就现代主义科学哲学而言,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这是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第一次转向。逻辑主义着眼于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追求科学语言的清晰性和准确性,其代表为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及其学派可以看作是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过渡和中介。历史主义超越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科学的逻辑”的定位,认为单靠逻辑的解剖刀必定歪曲科学,因而把焦点聚集在对科学的社会一历史考察上,更多地关注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不可避免地…     

牛顿科学的"推理规则"与科学发现的逻辑

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提出的"哲学中的推理规则",不仅浓缩了牛顿时代有关科学方法论的许多内容,而且还蕴涵着在此之后有关"科学发现的逻辑"问题的历史变化的思想根源,甚至这一规则也可以作为今天"复活发现逻辑"的一个典型的科学史范例.     

历史的逻辑理性--科学哲学理性的未来转向

西方现代科学哲学理性经历了从逻辑理性到历史理性的演进。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科学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表明,科学哲学理性的未来转向应是将二者统一的“历史的逻辑理性”。正确把握历史的逻辑理性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历史。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看,历史的本质是实践的。历史的逻辑理性将是科学哲学理论的生长点。     

生成的超越——系统整体论形态嬗变研究

整体论是系统科学的哲学基础,是系统科学范式区别于经典科学范式的逻辑起点,也是系统理论之为革命的根本所在。但整体论的形态并非一成不变。伴随系统科学思想史的发展与转折,整体论思想自身的内涵特质、表现形式及作用机制均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如果说系统科学不足百年的历史可以依次概括为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和非线性科学三个阶段的话,那么贯穿这三个阶段的整体论形态即可对应概括为构成整体论、进化整体论和生成整体论。文章揭示了科学思想史视阈下系统整体论形态"三部曲"之嬗变轨迹,进而探究了内在于系统科学思想史的生成性演进机制与逻辑。     

现象学-诠释学的科学编史学纲领——一种更适合于哲学系科学史教学的纲领

科学史教学在哲学系比较尴尬,要提高它的地位就需要选择一种恰当的编史学纲领。现象学-诠释学的编史学纲领是已有纲领中最适合的,它能够给出科学史的基础,按照科学自身的方式来显示科学,把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看成是"科学世界"的形成和转换,并展示出科学与人生的关系。     

次协调型科学哲学解读——从逻辑的观点看

在劳丹之后,科学哲学似乎沉闷了一段时间,但现在终于出现了一种新的尝试,一种新型的科学哲学。从次协调逻辑的视角来解读,作为科学哲学中心问题的合理性、进步、真理三者统一于协调。科学的直接目标是增强理论的协调力,间接目标是真理。科学是在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运用中发展的。冲突是科学进步的动力,没有冲突就没有进步。进步在于理论协调力的不断增强。合理性在于协调性,协调是进步的理想状态,是间接逼近真理的手段。一个理论被称为真理,是因为它具有较大的协调力。因此,合理性标准、理论进步标准、真理标准三者实际上可以统一于一个标准,即协调力标准。这就是次协调逻辑的哲学精神,也是协调合理性模式的精髓或本质。     

科学史的可能性研究

由对科学史的主体和对象的阐释入手,探究了科学史何以可能的问题,通过分析,文章得出结论:科学史在某方面是不可能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可能的,其缺点正是其所是的本质特征之一,对科学史进行评级也许不失为一种比较有效的使其得以可能的办法之一。     

科学史学的理论域面及意义

科学史学是以科学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本文针对科学史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存在的模糊问题,从理论上对科学史学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探讨,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界定了科学史学的研究范畴,以期厘清科学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提高科学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对近代科学革命以前的科技关系的考察

近代以前的科学史不能看成单纯的科学思想史,把科学思想史与科技关系史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对古代科学、科学思想的特点以及它们的缓慢发展进行较合理的说明.     

试论科学编史学的语境化综合

关于科学史研究走向综合,科学史学界已达成共识,但就如何实现综合还没有统一可行的方法。自然科学研究的语境化,科学史研究本身的语境化,科学哲学与SSK等研究的语境化,史学理论研究的语境化四个方面,阐明了科学编史学综合化的必然性,表明科学史研究必将走向语境论的科学编史学综合,这也将成为科学史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1954年）出版之后，中国科学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副院长竺可桢邀请并组织叶企孙、陈桢、谭其骧等学者对它进行了评介，科学院对李约瑟还进行了资助。中国学者对此卷既有高度的评价，也有具体的批评。中国科学院派遣代表团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又与李约瑟直接相关。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对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到了促进作用。科学史学科在新中国诞生后迅速走上建制化之路，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提倡爱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竺可桢等科学院领导的倡导和支持、李约瑟与苏联的积极影响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萨顿新人文主义科学教育观

萨顿认为,科学史的研究和学习,有助于公民科学素养的养成.可以帮助人们建构新人文主义,使科学得以理性的发展;可以培养人们对科学的信仰和科学批判精神;会告诉我们对成长中的青年应当宽容;有助于对科学知识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