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限额与交易约束下的企业制造/再制造生产决策

针对同时从事制造和再制造的寡头垄断生产商,假定其第1期仅生产新品,第2期同时进行新品制造和旧件再制造生产,新品和再制造品异质且竞争替代。在整个制造/再制造生产过程中,受到外部碳排放政策(碳限额与交易政策)的约束,企业需要基于利润和碳排放约束,决策新品和再制造品的数量组合。基于构建的集成碳限额与交易约束的企业制造/再制造二阶段生产决策模型,通过模型求解、性质分析以及数值仿真,剖析碳限额与交易政策(碳限额和碳交易价格)对企业制造/再制造生产、定价、碳排放量和总利润的影响趋势和程度,探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约束下企业最优的制造/再制造生产策略。     

碳减排政策对授权再制造影响的对比研究

为贯彻落实“双碳”目标,促进低碳产业发展,政府采取碳税、碳约束以及碳交易等碳减排政策推动企业低碳转型,而再制造为企业碳减排提供了有效途径.在知识产权保护下,授权再制造模式成为原始制造商增加收益并应对再制造品市场竞争冲击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授权再制造构建并对比分析三种碳减排政策下原始制造商和再制造商博弈模型,以探究政府碳减排政策对授权再制造供应链影响.研究主要得到:1)三种碳减排政策下,单位碳税额、碳排放上限值及碳交易价格是影响原始制造商和再制造商生产与定价决策的重要因素,原始制造商可以通过降低单位授权费用增加利润,但三种碳减排政策并不总是对再制造商有利;2)政府实施高税率的碳税政策、低限额的碳约束政策或者高碳定价的碳交易政策均能为再制造商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且再制造产品销售量还受消费者偏好与两种产品碳排量比值大小影响; 3)三种碳减排政策均能够降低供应链对环境的总影响,当单位碳税额与碳交易价格相比较小时,碳交易政策最利于环境保护且实现两种产品制造商双赢.     

促进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的政府低碳引导政策研究——以汽车发动机再制造为例

以我国典型再制造——汽车发动机再制造为例, 从促进资源再利用视角出发, 针对碳税、补贴等不同政府政策情景, 建立了不同政策约束下汽车零部件制造/再制造技术选择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通过仿真分析, 剖析了环境政策对企业制造/再制造生产决策的影响力度和影响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 为引导和促进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选择低碳再制造技术, 促进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的低碳可持续发展, 需要加强外部政府引导政策的制定. 其中, 碳税约束和补贴激励的政策组合, 能较好引导企业选择低碳再制造技术, 提升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的碳减排效益和经济效益. 但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面临的市场还极不成熟, 政府还需要加强市场消费者认可度培育和回收市场的规范, 以促进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统一碳税和差异化碳税下的再制造绩效评价

分别在无碳税、统一碳税和差异化碳税三种政策下,构建了垄断制造商的利润最大化决策模型,研究实施不同碳税政策对制造商的再制造生产决策、碳排放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于无碳税政策,政府征收碳税减少了制造商的利润和碳排放,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实施碳税政策有利于鼓励更多类型的制造商参与再制造,并且差异化碳税比统一碳税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进一步地,结合理论比较和数值试验,研究了政府在统一碳税的基础上分别做单向和双向差异化碳税调整后的绩效变化情况,结论表明:统一碳税与差异化碳税不存在绝对占优的碳税形式.政府应根据再制造品特点、单位环境污染损失、统一碳税基准水平和调整幅度等特点,采取合理的碳税调整方式以优化社会福利.     

供应链网络均衡下碳税与碳交易政策比较北大核心CSCD

为控制碳排放量,实施低碳政策以促进低碳供应链管理是必然选择.考虑由多个制造商、销售商和需求市场构成的供应链网络,分析两种减排政策:碳税和碳限额与交易政策,探讨两种减排政策下供应链网络成员的优化问题及均衡条件,以及两种减排政策的均衡条件,构建两种减排政策下的供应链网络均衡模型,基于欧拉方法求解模型,给出算例,分析碳税政策下,不同碳排放阈值下网络均衡结果的变化及最优的碳税税率确定问题;探讨碳交易政策下,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对网络均衡结果的影响,给出最优碳信用的分配方案;最后对两种政策进行对比.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下的碳排放量低于碳税政策下的排放量,碳交易政策下的网络总利润高于碳税政策下的总利润.碳税政策给企业带来了较大的财务压力,碳交易政策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碳限额政策约束下考虑绿色技术投入的生产策略

从企业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生产策略模型,探讨碳限额政策约束下考虑绿色技术投入的企业生产策略问题。研究结论表明:有效的绿色技术投入可以降低每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从而使企业在此情形下的生产量不小于碳限额下的生产量;碳限额政策约束下,企业考虑绿色技术投入后的期望利润总是低于无限额下的期望利润,碳限额政策约束下考虑绿色技术投入后的期望利润是否高于无绿色技术投入的期望利润主要取决于绿色技术投入水平的高低。     

碳政策下分布式鲁棒优化模型的生产与减排策略

构建了碳排放限额和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的两类分布式鲁棒优化模型,当市场需求分布的期望和方差已知且制造商生产过程产生碳排放时,求解了制造商的最优生产和减排投资策略.将两类碳政策下的分布式鲁棒优化模型分别与无碳约束的情形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两类碳政策下减排投资有利于制造商获得更高的利润,并且减排投资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能够降低碳排放量而在碳排放限额政策下对控制碳排放量没有效果;与碳排放限额政策相比,碳限额与交易政策能够实现高利润低排放;碳排放限额政策下制造商的利润不高于无碳约束的情形,而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当碳配额满足一定条件时制造商的利润大于无碳约束的情形.最后利用数值算例验证了理论结果同时通过碳系数的变化检验了两类碳政策的鲁棒性.     

考虑碳配额回购融资的再制造企业生产决策

以资金约束的再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碳配额回购融资下的再制造生产决策问题。分别建立了资金约束下有无碳配额回购融资的再制造生产决策模型,利用Kuhn-Tucker条件得到了不同情形下的最优解,并对两种情形下的最优解进行了比较;通过算例分析初始生产资金、消费者偏好和碳配额回购量对最优产量和利润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初始生产资金较低时,再制造企业选择碳配额回购融资会提高新品产量和总产量;若消费者对再制造品的偏好较高,采取碳配额回购融资提高再制造企业的利润;随着碳配额回购量的提高,再制造企业的利润先提高后降低。另外,存在唯一的最优碳配额回购量使得利润最大。     

碳价波动下考虑风险规避的工程机械再制造企业生产决策优化

考虑碳价波动的特点,研究了风险规避行为对碳排放依赖型工程机械再制造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首先,分别研究了风险中性情形以及风险规避情形,得到了两种情形下新品和再制造品的最优解,进而分析了风险规避行为对最优生产决策和消费者剩余的影响,并基于全生命周期分析法探讨了环境影响.研究发现,风险规避行为既提高了企业实施全部再制造策略的可能性,且在一定条件下也提高了再制造品的产量,但不会改变企业进入再制造市场的阈值;在任何再制造策略下,企业的期望利润和消费者剩余总是随着风险规避程度的提高而降低;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目标总是冲突的.     

限额交易减排政策对企业生产策略的影响

随着减排要求日益强烈,排放限制已成为排放依赖型企业生产策略制订的重要约束。基于报童模型分析框架,分别在强制减排政策和限额交易减排政策的约束下,建立了企业期望利润最大化的优化模型。根据两种政策下企业最优产量决策和最大期望收益的比较发现,尽管限额交易减排政策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的产量,同时减少排放量,但并未相应地减少企业的期望收益。     

低碳经济下嵌入式低碳服务机制设计研究

本文考虑了碳排放限额与交易机制下,基于嵌入式低碳服务的一个低碳服务提供商与一个碳排放依赖型制造商的产量决策、碳净化水平选择和收益分配问题,设计了三种不同的契约来协调参与主体的最优决策.对所设计的契约分析发现,两部制费用契约下,制造商与低碳服务提供商能达成契约一致,但不能实现二者利润最大化目标;低碳净化收益契约下.制造商与低碳服务提供商不能达成契约一致;碳净化成本-收益共享契约下,在满足一定参数条件时,低碳服务提供商与制造商能够参与并实现二者利润最大化下的最优决策.同时分析了参与主体在不同情形下契约的选择,关键参数对低碳服务提供商与制造商的最优决策和利润的影响以及低碳服务提供商对项目的最低投资和绩效水平的确定,可以为企业决策提供参考.     

考虑碳排放的多产品竞争设施选址问题研究北大核心CSCD

传统的设施选址模型针对空间垄断,忽视市场竞争.在低碳可持续发展背景下,针对政府碳交易机制下生产多种替代和/或者互补产品的两家制造企业安置设施竞争市场份额的问题,基于定义于整个非负价格区域上的互补需求函数,构建考虑运输碳排放的多产品竞争设施选址模型.该模型为双层规划,上层是领导者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模型,为带均衡约束的0-1混合整数二次规划;下层是跟随者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模型,为带均衡约束的二次规划.首先利用Karush-Kuhn-Tucker条件、大M方法和McCormick外逼近方法将双层规划转化为有界闭集上的0-1混合整数凹规划,然后提出具有全局收敛性的分支提升算法,最后通过数值算例验证了所提模型和算法的有效性,并阐明了碳限额和碳交易对企业决策产生的影响.     

碳政策对厂商技术稳定性及租售策略的影响

碳政策背景下厂商策略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考虑政府推出碳限额交易政策以及未来推出碳税政策基础上,构建了具有生产和消费碳排放特征的垄断耐用品厂商出租和销售模型,研究了碳政策对厂商出租与销售策略下的市场结构、提高生产技术稳定性的意愿以及出租与销售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碳政策导致市场总需求减小,但厂商提高生产技术稳定性可以降低市场需求的减小量;出租策略下,厂商有提高生产技术稳定性的意愿,且适当提高碳交易价格可以增强厂商提高生产技术稳定性的意愿;销售策略下,在一定条件下,厂商才有提高生产技术稳定性的意愿,且这种意愿越来越强;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出租策略最优;不满足该条件时,销售策略最优.     

供应链中碳税和消费者环保意识对碳排放影响

针对由一个制造商两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和由两个制造商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分别建立了制造商处于领导地位的Stackelberg 博弈模型. 给出了这两种模型的最优零售价、批发价、单位碳排放量和各方的最优利润,分析了两种渠道结构下碳税和消费者环保意识对制造商单位碳排放量和供应链成员利润的影响. 研究发现,对于清洁型制造商,政府碳税和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加会使制造商最优单位碳排放量减少;对于污染型制造商,政府碳税和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加会使制造商最优单位碳排放量增加. 进而指出,为降低制造商的单位碳排放量,针对清洁型制造商,政府应提高碳税,针对污染型制造商,政府应降低碳税.     

碳管制与交易政策下企业生产管理优化问题

碳管制与交易政策是一种有效的减排政策。首先研究了在碳管制与交易政策下,企业的最佳生产量和相应的期望利润,并且分析了碳管制与交易政策对企业管理和决策的影响。由于考虑了碳足迹的限制,企业的最优生产量要小于仅仅以利润为目标的最优生产量,且存在一个与企业碳交易相关的阈值。当该阈值超过、等于或小于碳限额时,企业可以买入、卖出碳权或不进行交易,此外分析了碳限额、碳价、碳足迹对最佳生产量和企业总利润的影响。最后,通过仿真数值分析验证了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对研究结果做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评价与解释。     

寡头竞争企业的最优产量及碳排放量联合决策

在现行的碳减排政策背景下,研究了不同的排量控制策略对双寡头竞争企业最优生产决策的影响.首先根据寡头竞争市场需求函数构建企业利润模型;其次通过分析计算得出在个量控制,总量控制及非对称控制模型下两家企业的最优产量和碳排放量;最后比较三种不同控制策略下的最优生产决策,发现在个量控制策略下企业能够实现碳排放量和产量的最优组合,且获得最大利润.     

基于政府视角的最优碳减排政策研究

考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对环境的破坏作用,建立了碳交易政策和碳税政策下政府和生产商间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通过比较两种政策下生产商的最优环保创新水平、社会总产出、社会总碳排放量以及社会福利,探讨了两种碳减排政策的最优问题.研究表明,相比碳税政策,当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对环境的破坏作用较小时,碳交易政策下生产商的环保创新水平较高,社会总产出和社会总碳排放量较低,社会福利较高;当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对环境的破坏作用较大时,碳交易政策下生产商的环保创新水平较低,社会总产出和社会总碳排放量较高,社会福利较低.     

考虑外包和生产能力约束的制造/再制造混合批量决策

制造/再制造集成系统是当今制造业发展的趋势.安排不同计划期下考虑生产能力、外包和库存要素的制造/再制造综合生产计划,能够降低再制造过程不确定性和提高企业生产的收益.从原设备生产厂商角度出发,考虑生产能力约束下的批量制造和批量再制造,分别构建以企业期望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回收产品到达与市场需求均服从泊松分布,回收产品可利用率服从均匀分布的随机综合制造/再制造混合批量决策模型.具体分为3种情形:无外包和有外包,以及外包下外包再制造能力有限与外包再制造能力无限.其中,市场需求由批量制造和批量再制造来满足.利用随机数学理论(启发式遗传算法)求解单产品下的混合决策模型,研究了回收产品质量可利用率和外包生产能力对批量决策的影响,并通过算例来证实算法的有效性.     

不同融资方式下再制造企业生产和融资综合决策研究

在生产预算资金短缺的情形下,对再制造企业在不同融资方式下的生产决策和融资决策进行了综合研究。首先,分析了再制造企业无资金约束时的制造/再制造生产决策;然后,分别分析了再制造企业在三种不同的融资方式(债权融资、优先股融资和普通股融资)下的生产决策,并通过比较三种不同融资方式下每股收益的大小,进行融资决策。研究表明:资金受约束的再制造企业,由于融资方式的不同,影响生产决策的关键因素也不相同,通过比较股票每股盈利能力,企业会选择每股收益最大的融资方式进行融资。     

EPR制度约束下生产-再制造竞争系统的双环境责任行为分析

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制度要求供应链层面承担"产品生态设计"和"循环再利用"双环境责任.文章面向由单一生产商和单一再制造商组成的"生产-再制造"竞争系统,通过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探究EPR制度约束下供应链层面企业履行双环境责任的行为特征及激励策略.研究结果表明:生产商因子与再制造商因子比值界定了三个决策区间:完全再制造、部分再制造和不进行再制造,EPR "征减补"制度要素可以通过影响该比值进而影响企业生产和再制造行为.EPR "征减补"制度要素、生态设计环境和产品竞争对供应链双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呈正负非同向性,即促进/降低生态设计的同时对再制造率提高产生不利/有利影响.特别地,与税收和减征政策相比,政府补贴能更好地平衡企业经济利益和环境影响,实现更高的社会福利;另外,当政府减征力度高于某阈值时,生产商将侧重于再制造导向生态设计,能更好地履行废弃物源头预防责任.因此政府应组合设计EPR政策以耦合生产-再制造市场,促进企业履行双环境责任.